我当文史委委员 撰写“文革”十二年
2011年10月，56岁的我以打工记者身份当选吴川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文史委）委员，任期从2011年至2016年。
当选政协委员后，我“身在其位谋其政”，开始收集整理“文革”资料，撰写我经历的12年“文革”岁月系列文稿。2014年至2016年，我撰写的12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文章阅读网等媒体发表。
一、 停课闹革命 （1966年至1968年）
2014年8月20日，我撰写的首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知名的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停课闹革命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度一下，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也是目前官方的说法。
“文革”给神州带来的灾难有多严重？著名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而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生于1955年。文革期间，年少的我一直生活在广东吴川县（现吴川市），与数十万吴川人一同走过多灾多难的岁月。
按吴川民间的说法，吴川文革开始的标志，是1966年7月间，吴川二中学生转抄、张贴在县城梅菉镇华光庙门前的毛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即“十六条”）。
据《吴川县志》记载，吴川县的文革是从1966年12月18日正式开始的。当天，吴川县委在县城梅菉电影院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符在泽宣布：吴川县文革开始。
而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开始的。在我1965年9月刚升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读的梅菉实验小学已作出决定，让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我读完四年级就提前考初中。然而，好好的一切全因毛发动文革而变：四年级第二学期尚未读完，学校就“被停课”了！四年级第二学期没考试，就提前结束了！原定在1966年7月举行的小学升初中考试也被取消了！《海康县志》（海康县现为雷州市，和吴川同属湛江管辖）对此有记载：1966年6月，根据中央部署，各中学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
暑假后，我们名义上是升上五年级，实际上早与学习无缘了。所有学校都全面停课，我们的生活也全变了样。
文革与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北京的学生首当其冲。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北京圆明园的废墟上秘密成立，随后红卫兵组织向全国各地蔓延。毛多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检阅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发出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就这样被发动起来了。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毛的鼓舞支持下，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发展成为一股席卷全中国的狂潮，让神州大地的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革命传单满天飞，是文革初期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有网民比喻像“五四”革命运动。各式各样的革命传单从上到下传到吴川，红卫兵组织纷纷拿去翻印再拿到街头派发，行人见了都争抢，即使不识字也留着擦屁股（那年代废纸比猪骨头值钱，如保存到现在更身价万倍）。
文革传单，传播着毛和中央文革领导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和喜讯，传播着揭发出来的黑材料和文革进展的捷报，给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空想的色彩：
如最最革命的呐喊：《最坚决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再论是反革命必须制裁》《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又如最最革命的要求：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灯改为绿灯，把绿灯改为红灯。红色象征革命，怎能用来禁止通行？
如最最震惊的发现：某年某月印制的画报，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背面左下方，竟然出现蒋介石头像；某年某月印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背面右下角竟然出现国民党旗！
又如最最吓人的揭发：某某某为《欧阳海之歌》（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作者金敬迈）题写的书名，把“海”字草写成“反毛泽东”四字，把“歌”字草写成“不可久”三字，“欧阳海之歌”成了“欧阳反毛泽东之不可久”！
我家里刚好有一本《欧阳海之歌》，拿来一看，封面草书的“海”字真有点像“反毛泽东”四字，而草书的“歌”字更像“不可久”三字。我还找来画报和领袖画像，看了正面再看反面，还拿到阳光下反复看，遗憾的是没有特别的发现。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吴川大地和全国各地一样失去了安宁。各中小学争先恐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相继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小小的实验小学也不平静，组织了批斗会，曾教过我的女老师李瑞珊因出生于地主家庭，被挂牌批斗。班主任黄祁因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也被挂牌批斗，还被免去班主任职务，改由姚华安老师任我们班班主任。
我虽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但父亲的成分是中农，1961年蒙冤被戴上“贪污分子帽子”（1980年平反），从湛江市发配来吴川县，而母亲的父母兄妹都在海外，“海外关系复杂”。我自然没能加入红卫兵组织，没能参加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革命行动。
社会出现的动乱很快升级。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让红卫兵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成为红卫兵行动指南。在红卫兵眼里，世界上已经没有正确的东西了。城市名、街道名，甚至许多人的姓名，都冒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受到批判。一时间，各地都刮起强制更名之风。如我就读的实验小学，改名为“工农兵小学”；梅岭小学一度改名为“反修小学”；十字街改名为“红旗路”......改名甚至换姓的浪潮随之而来，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词藻的忠东、卫东、卫彪、文革、红卫......成了被国人热衷追捧的时髦名字。
梅菉的红卫兵组织也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为榜样，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以昂扬的斗志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经风雨，见世面”地走向社会，开展抄家、“破四旧”等革命行动，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树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用当年红卫兵的眼光看，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封资修的黑货，都在彻底扫荡之列。于是，从小就受着“阶级斗争”理念洗脑和熏陶的红卫兵们佩戴着鲜红的袖章，杀向梅录的大街小巷，杀向祠堂庙宇，杀向封资修的每一个角落，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目标，把一个好端端的县城砸了个遍。商店也被波及，商店里的日用品大凡印有“福寿”字样或图案的，都被砸烂。许多文物古迹也被破坏。建于博铺（当地一地名）的“茂山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距今1700多年，也被破坏，由吴川黄坡镇黄坡村人、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题写的“茂山书院”四字被“红卫兵”铲去。
我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也无缘参与“破四旧”等革命行动。只是有一天，我路过县城运动场（现吴川市区大富广场），看见红卫兵们把抄家、“破四旧”没收来的物品堆放在运动场中央，一把火烧了。刚燃起大火时，一青年还从火堆里抢出一件小物品据为己有。《吴川县志》对“破四旧”行动也有记载：县木偶粤剧被认为是“四旧”产物，遭砸烂，并烧毁偶像、戏服、戏具等物。县粤剧团的古装戏服也被焚毁。
因为没课上，课室一直闲置着，成了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组织，无缘参加“破四旧”等革命行动的局外人打发青春时光的场所。有时候，我们班中几个“局外”同学呆在教室里，在黑板上乱涂乱画，或者趴在课桌上，在纸片上乱写乱画。没想到，在写写画画中我们班竟然出了个“现行反革命”。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先后8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和学生（包括少数“造反派”青年教师）。就在毛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的一天，比我年长的孙华荣同学回到教室，随手在一张打折的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打倒刘少奇”等革命口号。这张打折的纸被展开后，竟然连成了“打倒林副主席”的“反动标语”。有同学向老师作了举报。随后，老师将此事报告给了公安派出所。为此，年仅十二三岁的孙华荣同学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几年徒刑，小小年纪就受到无产阶级的专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学弟在博茂坡（当地一地名）一民居见到这个文革初期的“少年反革命”，只见他未到而立之年已显得早衰和沧桑。说起往事，“少年反革命”不愿多谈，只是漠然地说：“当年运气不好，当衰！”
在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际，我对学校充满了抱怨，一时冲动起来，居然给实验小学写了一封信，对学校“停课闹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意见写了一页半纸，有六七条之多，至今我依然十分清楚地记得意见的第一条是批评“学校执行的是‘谭力夫路线’”。
我对“谭力夫路线’”早已淡忘。百度一下“谭力夫路线”，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而今年届六十的人都应该记得在1966年文革之初，中国有一条谭力夫路线，正是这条臭名昭著的反动路线，文革时期残害了多少无辜的人群，使人难易忘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就是由谭力夫首先提出来的，其核心便是“唯成分论”。这个口号一出来，无数无辜的人一下子被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修修竹_回复的新浪博客《谭力夫路线》）
由此可见，当年中国真有一条谭力夫路线，但“停课闹革命”责任并不在学校。我的批评意见虽然不中肯，也引起了学校的重视。班主任姚华安专门找我谈话，针对我的批评意见逐条作了解释。
如今看来，当年我的做法是何等幼稚！幸运的是，我并没因写此信招祸。
为了“闹革命”而停课一停就是两年多。直到1968年9月，吴川县才“复课闹革命”。
《吴川县志》记载：1968年9月，全县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实行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镇中小学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管理，农村中小学由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管理。
然而，1968年9月“复课闹革命”时，尽管学习成绩优异，我却没能步入中学的大门。
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我还参加过“大串连”、写过“大字报”，参与“好得很”与“糟得很”的“大辩论”，耳闻目睹从“文斗”发展起来的“武斗”及涂炭生灵的“红色恐怖”。这是后话。
在大难不死的父亲1969年重获自由并多方奔走后，我在1969年10月中旬搭上读初中的“末班车”。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读完两年初中后，我进入吴川一中完成两年高中学业。待业半年后，我上山下乡4年多（期间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4年），直到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如果不是“文革”，我可能在1966年7月就提前考上中学，在1972年7月就考上大学。“文革”，使我的初中生涯推迟3年多，使我的大学生涯推迟将近6年。
然而，比起我的亲人，比起我的同学朋友，比起我的同乡近邻，我还算幸运，“文革”失去的仅仅是青春，而许许多多的人失去的是自由，甚至生命！
二、革命大串连（1966年至1967年）
2014年9月18、19日，我撰写的第2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相继在共识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革命大串连
（摘要：我参与的革命串连由于脑膜炎流行未完成后期行程，还留下无尽的懊恼——我因为被一名女同学拉住，成了乘车串联的“可耻”之人，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革命大串连是“文革”初期的特定历史现象，是一代大中学生乃至小学生的亲身经历。尽管已过去了将近半世纪，这段经历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百度一下“革命大串连”，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文革初期，各地大中学生教师及部分其他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串连活动，1966年6月部分外地大中学生到北京串连，到北京串连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从国家财政中开支，北京学生也到各地串连，串连的学生在各地冲击党政军机关，非法揪斗干部群众，破坏名胜，使国家遭到严重的损失，并引起大混乱。1967年4月以后，大串连逐渐停止。
据众多网友回忆，“革命大串连”这种方式首先是在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开始的。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从6月初开始，全国的学校全部停课，高考和大专院校招生工作推迟。学生为了造党委的反，打破班级、年级、校系的界限，商议共同采取某些行动，这种方法被冠以“革命大串连”。
还有网友回忆：当年，毛赋予我们红卫兵一个神圣的使命——“煽风点火”。因而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热情接待，亲切称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竭尽全力地安排好我们的食宿。只要在学校开具一张“介绍信”带在身上，红卫兵就能够走遍全国，乘车吃饭不用花一分钱。
据史料记载：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毛于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检阅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并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检阅。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随后，毛分别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6次接见红卫兵。毛8次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革命大串连开始时，我才11岁。当时上头有指示：各学校可选派5%的同学上北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红卫兵串连风靡全国后，吴川的中学生也纷纷到北京等地串连。和我同在吴川中医院宿舍楼居住的陈亚德（名中医后代）是我童年朋友，他姐姐就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全校师生欢送下，带着大家的希望和重托千里迢迢到了北京串连，在天安门城楼前受到毛的检阅，成了最幸福的人。
《海康县志》（海康县现为雷州市，和吴川同属湛江管辖）对红卫兵代表到北京串连有记载：1966年10月3日，29间中学693名红卫兵和师生代表在数千名干部、职工、师生欢送下，赴北京参观、串连。
1966年末，我就读的实验小学也组织四五年级学生步行串连，不过不是去北京，而是计划就近去湛江、茂名等地。也许是受了我提的“批评意见”（注：此前我曾写信批评学校执行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谭力夫路线”。参看《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停课闹革命》）影响，实验小学组织的学生串连，破例允许非红卫兵参加，并每人发一只印有“红卫队”三字的红袖章。于是，在实验小学步行串连的长长的红卫兵队伍后面，破例出现了几名带着“红卫队”袖章的小学生。一路上，人们向我们几人投下了好奇的目光。
按照实验小学组织的串连计划，我们准备先用2天时间步行到湛江市霞山区，其中第一天到吴川黄坡镇。一路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饮食。但被子草席要自带。由于已是冬天，要带上厚厚的棉被。老师搭配大个同学和小个同学合铺，由大个同学背棉被，小个同学背草席。全班最小个的我和一大高个同学合铺。出发前，大高个同学体贴我，将我背的草席也拿走一起背，让我轻装上阵。
傍晚前，我们终于走到了黄坡镇。在红卫兵接待站里吃过饭，晚上就利用自带的被席在接待站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串连队伍又出发了。令我万分气恼的是，出发时老师竟然把我和一名体弱的男同学、还有几个女同学留下来，由一位女老师领着坐车去湛江。我很不服气，自认能走到湛江，悄悄地出走了，独自沿着公路追赶串连的队伍。我快步走了大约两公里，远远地看见我们的串连队伍就在前头，不由放慢了脚步。万万没想到，我刚悄然出走，领我们坐车的女老师就派出一名女同学，在我身后一直追赶着我。我刚放慢脚步，她已追到了我身边，二话没说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由分说就把我往回拉。她的力气比我大，弱小的我硬是被她拉了回去，拉到了女老师的跟前。温和的女老师也不批评我，很快我们一起坐上了往湛江霞山的客车，并于傍晚与串连的的队伍汇合。
此前，脑膜炎已在吴川和湛江等地流行。吴川的塘缀镇是重灾区，我母亲作为医务人员也被派去塘缀，还被传染上脑膜炎，幸亏救治及时。《吴川文史（3）》载文记载：1966年至1967年5月，吴川脑膜炎发病5368例，死亡347人。《湛江市志》记载：1967年湛江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因“大串连”而加剧，全市发病共1799例。
我们串连到湛江时，传言脑膜炎流行加剧，令我们的串连不敢按计划进行。我们仅在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晚，睡前我在街头转了一圈，没参与任何“革命行动”。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坐车匆匆返回了吴川。
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有免票乘车串联的，也有部分红卫兵是步行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一路上，四处可见“乘车串连可耻，步行串连光荣”的大标语和横幅。而我参与的这次革命串连由于脑膜炎流行未完成后期（到茂名等地）行程，还给我留下无尽的懊恼——我因为被一名女同学拉住，成了乘车串联的“可耻”之人，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1967年夏秋，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又过了一些年月，“革命”的火焰渐渐熄灭了，我才领略到文革的荒唐，领略到老师对我的关爱，领略到同学对我的爱护。
当年，梅菉的其他小学也组织高年级学生进行革命串连，如当年毗邻实验小学的梅菉小学，许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串连。一位当年参加串连的同龄网友在给我的帖子《我的“文革”岁月之停课闹革命》跟帖时写道——
荒唐的文革的确如此，我也有亲身体会。当年我在梅菉小学读书时，虽然只有五、六年级，居然大家搞起串连来。在学校的老师带领下，我们背着行李用两天的时间步行到湛江，一路上碰到不少步行中的串连队伍，碰面是高呼口号，撒传单，路途都有接待站，可供免费食宿，第一晚就在黄坡中学吃饭，在黄坡电影院住宿，到湛江就住在港务局子弟小学。要不是当时流行脑膜炎，不知串到哪里去了，大家都觉得害怕就从化州转回来了。
对文革的荒唐，这位同龄网友接着写道——
有一次，不知庆祝什么搞大游行，正好我和几个人抬用桉树做的毛主席像游行，我觉得有点沉重，就说了句：“只屌野好重。”当即有同学纠正说：“你说毛主席是屌野？”我即时被吓出了身冷汗。要知道在当时，这话是可大可小的。好在大家没有继续深究，我也没有成为“现行反革命”。
如今，文革大串连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成为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大串连实际就是全国性的学生停课免费大旅游、大流窜，甚至还可以说是大破坏、大捣乱。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有北京的皇帝发圣旨要平头百姓去免费旅游的？这样的奇事，为世界人类历史上之唯一。只有身在北京的毛处心积虑地怕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上台，怕自己掌控的红色江山就此失去，才以如此“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发动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对人们思维方式造成极大混乱的文化革命，慷国家和人民之大慨，不惜在国家财力相当贫弱人民生活相当穷困的情况下，发号召让全国数千万红卫兵免费串连、免费旅游，以此激发中国红卫兵雄心勃勃信誓旦旦跟随毛闹革命的决心！
幸运的是，荒唐的“文革”不再重来！
三、两派大辩论（1967年至1968年）
2014年10月16日，我撰写的第3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两派大辩论
（摘要：两派 “大辩论”虽然属于文斗的范畴，但造成了社会动乱，并成了引发两派武斗的导火线，在文革时期留下不光彩一页。）
“文革”时期的大辩论，通常是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是 “文革”初期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各阶层民众的亲身经历。作为参与者，已过去将近半世纪的大辩论经历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文革”时期，大辩论与大鸣、大放、大字报，被列为“四大”，被曲解为“大民主”。“四大”排列顺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大辩论的内容千奇百异，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在850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好得很”与“糟得很”之辩却贯穿于两派大辩论的始终。生长在吴川的四零后、五零后，绝大多数对“好得很”与“糟得很”之辩印象深刻并记忆犹新。
“糟得很”与“好得很”之说，曾出自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时，毛泽东写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文革”初起的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支持“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此后，“好得很”与“糟得很”逐步演化为群众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碰撞，成为文革热词。
据网友披露：当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后，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极力支持和鼓动下夺权。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上海市的夺权斗争得到毛充分肯定，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一月夺权”被树立为样板。
毛随即向全国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毛指引下，“文化大革命”迅速进入夺权阶段，迅速蔓延全国，迅速蔓延到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的吴川。
1967年1月中旬，吴川县一些中下层干部以上海的王洪文为榜样，成立吴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部），并在1月25日勒令吴川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即现在的县政府）把一切权利交给他们，由他们来掌握全县的一切大权。
对此，《吴川县志》记载为：1967年1月25日，“造反派” 向县委、县人委夺权。
此后，“由于这批夺权的‘造反派’在群众的威信低”（反对派之言），引起部分群众反对，从而在群众中形成两派：赞成“造反派”夺权的为一派，也叫县总部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夺权“好得很”！而反对“造反派”夺权的为另一派，因后来成立了“批资站”（全称是吴川县批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联络站），又叫“批资站”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抢权“糟得很”！
一时间，在吴川县城，围绕“好得很”与“糟得很”，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不绝于耳。记得我最早是“县总部”这派的，还在教室里用毛笔写下“一二五夺权好得很”的大标语，准备贴到大街上。大标语刚写好，就引发与同班的“批资站”派同学的大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一番大辩论，我变成了“批资站”派，当即把标语“一二五夺权好得很”中“好”字改成“糟”字，把“夺”字改成“抢”字。但回家后经过和一些成年人辩论，我又重新接受“县总部”派的观点，“一二五夺权”在我心目中重新变成“好得很”。
当年，许多家庭分为两派，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因两派大辩论失去亲情者累见不鲜，反目为仇者也有之。像我这样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当年加入哪一派都成不了气候，对自己、对家人影响也不大。可一些大人，甚至大孩子，却因加入不同派别招来杀身之祸或避开横祸。如我在我撰写的《九死一生的吴川人》中提到的李老师，当年因加入“批资站”招来横祸被活埋，差点命丧黄泉；而我父亲因加入“县总部”，在“县总部”人士掌权时受到保护，避免被广东省阳春县（今阳春市）的刽子手带走，幸运地躲过阳春县1968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多活了40年（参阅共识网：《李娅：粤西黎民痛楚作墨写忠诚人生》）。
1967年5月4日，吴川县城发生学生到县委大院静坐、绝食事件，共持续36天。
1966年以前，我全家五口还在吴川县委大院内居住，后搬到吴川县中医院宿舍楼居住，没能见证学生静坐的实况。据了解当年静坐、绝食事件真相的网友披露：学生到县委大院静坐、绝食事件，是由两派纷争引发。当年吴川县第一中学的文革组织有对立的“反对派”，而 “反对派”组织红卫兵与一中文革对抗，于1967年2月7日封掉“不可一世”的一中文革，恢复了学校行政组织。而对一中文革被封，当时吴川的最高临时领导机关吴川县人民武装部发表“3.17”声明，指出封吴川一中文革是反革命事件。“反对派”为挽回局面，深入县内一些中学串联，成立行动联盟，联合发动轰动湛江地区15个县市、要求撤销吴川县人民武装部"3.17声明”的5.4静坐、绝食行动。行动从1967年5月4日开始，一直坚持在吴川县军管会所在地（原县委大院，现市委大院）静坐，一度升级为绝食，直到6月9日湛江地区军管会作出决定撤销吴川县人民武装部的“3.17”声明为止。
吴川的学生静坐、绝食事件，影响极大。就连远在100多里外的湛江水产专科学院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也在5月9日举行“5.9静坐”行动，到6月9日与吴川5.4静坐行动同时结束。
《吴川县志》对此记载为：1967年5月4日，学生到县委静坐、“绝食”，持续36天。
吴川的大辩论历时1年多，从开始时两人、几人的辩论，发展到两派的辩论；从开始时的口头辩论，发展到两派用高音喇叭辩论。大辩论越演越烈，后来竟然逐步演化为“县总部”和“批资站”两派的大型武斗，在吴川大地乃至周边上演了惨烈的一幕。这是后话。
两派“大辩论”虽然属于文斗的范畴，但造成了社会动乱，并成了引发两派武斗的导火线，在文革时期留下不光彩一页。改革开放后，“大辩论”等“四大”已从宪法里被删除，被严厉禁止。
四、革命大字报 （1966年至1968年）
2014年11月14日，我撰写的第4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革命大字报
（摘要：抄写人一时粗心大意，竟然抄漏了一行字，错写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遭到彻底失败”。该大字报贴出仅一会，就被发觉犯下“恶毒攻击”之大罪。）
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张贴于墙壁的墙报，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流行于中国的一种舆论表现形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文革“四大”之一，排名最后。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当年，所谓揭露，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所谓批判，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据学者考究，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大字报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最早可溯源至春秋时期。但大字报在我国盛行，是在1957年那场反右派运动前夕，而最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的5月19日，还被北大学子称为“五一九运动”。
文革开始时，大字报普遍被用作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工具。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文革”初期最红的“红歌”之一，广播里经常听到，尽管我一次也没机会唱，现在看着歌词也能唱。歌词第一段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
马列主义大普及
上层建筑红旗飘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凯歌冲云霄
七亿人民团结战斗
红色江山牢又牢
从歌词“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可以领略到当年遍布全国的文革大字报的巨大威力。
近年，还有网友对文革大字报作出入木三分的描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大字报，起源于北京一些大学。随后，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发了中华大地的大字报狂潮。1966年7月，吴川二中学生在梅菉华光庙门前张贴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广东省吴川县（市）梅菉街头很快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字报。
早期，梅菉一些人往往利用大字报发泄私愤。我印象最深的是坐落在梅菉十字街头的吴川县中医院门诊部的墙壁上，贴满了披露陈姓老中医“医痔疮医死人”的大字报，陈医生被指责“用错药”，导致患者惨死。
那时我在梅菉实验小学“读”五年级。某天，我和一些同学也写了大字报，贴上街头。记得我和几个同班同学分别写的大字报，字里行间都是指责梅菉电影院名叫“美华”的女售票员服务态度差。当年，我们难得看上一场电影，却领略了在梅菉电影院“高高在上”的售票小窗口买电影票的艰辛。这几张在同一时间贴在梅菉电影院内墙上的大字报，表达了小学生心中对“美华”的抱怨。
我这张表达对“美华”抱怨的大字报，是我在文革期间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当年的美华姨如健在，如今已是八旬老婆婆了。相信我和几名同学轻描淡写的大字报，没有对她造成多大伤害。
当年，我还亲眼看到一件发生在梅菉街头的“反革命大字报”事件——
平常的一天，我游走在梅菉街头，目睹有人在梅菉电影院斜对面的东风理发店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原来抄写的内容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彻底失败”，但抄写人一时粗心大意，竟然抄漏了一行字，错写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遭到彻底失败”。该大字报贴出仅一会，就被发觉犯下“恶毒攻击”之大罪，被取证了。这件抄写“反革命大字报”的案件如何处置？抄写“反革命大字报”人命运如何？我长时间不得而知。直到2012年，据知名网友养生堂堂主在我所发帖子《吴川的“反革命案” 》跟帖称，当年在吴川县印刷厂工作的林某就如我所说情形被判了10年徒刑，文革结束前才被放出。
1967年1月“造反派”向吴川县委、县人委夺权后，梅菉街头更多出现的是矛头指向“走资派”的大字报，大字报通篇是污蔑不实之词。
我岳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地下党员，文革前任吴川县副县长、吴川县农业局局长等职务。岳母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文革前在吴川县工商联任职，她家祖辈是地主，父辈已是贫农。岳父母的二女李燕在文革开始时刚9岁。据她回忆，我岳父在文革时遭批斗，被贴大字报，被污蔑为“假党员”；我岳母也被贴大字报，被污蔑为“地主女”。
年逾八旬的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吴川市老干部协会会长麦亚胜，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在文革前仅任小小的建筑工程队队长，也被“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被污蔑为“走资派”“地下包工头”“青年党”，惨遭批斗，被监禁数年。
当年“革命群众”张贴在梅菉街头的大字报，还挖空心思地揭发“走资派”的生活作风问题，以达到搞垮搞臭“走资派”的目的。
1967年，我亲眼看见一张以群众名义写的大字报，揭发某单位领导的生活作风问题，白纸黑字竟然出现该领导“生殖器让人睇（看）”的字句。
同年的一天，在人来人往的梅菉解放路街头，还贴出一张以小孩子名义写的揭发“走资派”爸爸的大字报，内容荒唐至极：
姐姐十三岁，
爸爸摸她乳；
我见是一次，
不知多少回。
吴川形成两派后，大字报被两派用来作为派斗的工具，梅菉街头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或因争夺显眼位置，或因覆盖对方大字报，两派经常引发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两派大字报的报头、报脚，均出现“保留三天”“保留五天”“保留一周”“保留十天”字样甚至辱骂威胁对方的字句。梅菉街头的大字报，在两派武斗前达到鼎盛。
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吴川县中医院当护士的母亲，因为有“海外关系”以及一些政治上原因，“莫须有”地失去了自由，被（以办学习班方式）监禁在离县城20多公里的黄坡镇。随后，我亲眼目睹一名叫郭 an bang 的造反派在吴川县中医院留医部贴出攻击我母亲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用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至今我依然记住大字报的开头是：人无三寸高，肚有三把刀，这是中国人用来形容狠毒的矮个子的一句俗语。那些日子，攻击善良母亲的大字报令我气愤不已，那“三把刀”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我很想很想在大字报旁边写上一行字：你郭 an bang 1.7米高，按“三寸高三把刀”计算，你肚有多少把刀？
文革十年，身边识文断字的人，几乎都写过大字报。吴川大地究竟贴出多少大字报，无法统计。而中华大地贴出的大字报，更是永远无法统计。大字报成为当年中国政治生活一道黑色的风景线。还有网友透露：“文革”大字报曾泄露国家机密，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
据考证，在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公民有运用大字报的权利已被写进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从此，大字报成了中华大地的历史陈迹。
五、从文斗到武斗（1967年至1968年）
2014年12月12日，我撰写的第5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从文斗到武斗
（摘要：但愿每一位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都从惨烈的文字中留下“文革”期间武斗的印记，永远记住“文革”期间血的教训，永保中华大地不再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
关于“文革武斗”，令网民满意的“百度”答案有二：其一，造反派之间的械斗。 同一个城市有几个造反派, 他们相互之间认为自己这一方才是毛主席的拥护者, 而其他人都是走资派,是与毛主席作对的, 再加上为了自身利益, 想不打起来都难! 其二，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
“武斗”是文革中异常血腥的一幕，一些地方甚至动用直升飞机、坦克攻打对方的碉堡和大楼，如同内战般惨烈。文革武斗因何引发？有网友追责于毛说的“要武”。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于2014年1月12日在母校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时说：
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而据《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七章所言：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当年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的武斗也由夺权斗争引发。1967年1月25日，吴川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现时的人民政府）被县总部（全称吴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夺权，随后吴川形成 “好得很”（县总部）与 “糟得很”（批资站，全称吴川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两派。在1967年上半年，吴川两派的争斗还局限于 “文斗”，以大字报、大辩论、印发传单、上街游行等作为主要争斗手段。我在吴川县城梅菉的十字街头曾看见一支“糟得很”派的游行队伍，几十人齐声呼喊着 “一二五夺权 ‘糟得很’ ”等口号穿街过巷。而 “好得很” 派则手拿扫帚在街道两旁严阵以待，待 “糟得很” 派游行队伍靠近，一齐举起扫帚，一边高喊“横扫牛鬼蛇神”，一边作出横扫的动作。
吴川县第二中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县批资站的大本营。我就读的梅菉实验小学离二中很近，由于没课上，我经常去二中玩。学生的单纯和热情，令二中许多学生投身于文革运动，积极参与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文艺演出等“文斗”。
上世纪60年代初，梅菉的中心地带有多口水塘。6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填塘搞建设。1967年春夏之交，在水塘填成的一处空地（现大塘公园正门前附近）上，有一派用乒乓球台搭起文艺演出的大舞台，舞台两侧和上方贴上 “池边搭起万众台”“张张笑脸迎太阳”“池边万众击小丑”等横标、竖标。而另一派则借机“搞事”，在这些横标、竖标旁边贴上“池边搭起狗跳台”“张张球台晒太阳”“群魔乱舞搞派性”等针锋相对的字句。演出时，两派还唱起了对台戏，甚至发生激烈口角和肢体冲突。
1967年初夏，梅菉相继发生了“六六六”战斗兵团头头被县总部派用匕首刺伤案，及炮制的所谓“陈某某被轮奸案”，引发两派争斗升级，从“文斗”发展到 “武斗”，发生了“6·22”事件。
县批资站是当年两派中的弱派。在“6·22” 事件中，县批资站的大本营二中被县总部用武力攻下，一些学生被殴打致伤，据说有学生被从楼上扔下，有学生被抓被关。“6·22” 事件后，获胜的县总部在二中展出了批资站的“罪证”。我去二中时，看到了一些所谓强奸轮奸、用铁锤铁板致人内伤的“罪证”。
1967年下半年，吴川两派的武斗升级。1967年10月24、25日，两派在中心城区（现十字街）大打 “砖头战”，持续数十小时。
《吴川县志》记载：10月24日，两派打“砖头战”。
在吴川两派打“砖头战”之际，全国范围的武斗早已升级为真枪实弹的战争。据考证，全国武斗第一枪于1966年末在上海市首先打响。1967年夏天之后，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发展为真枪实弹的战斗，出动装甲车、高射机枪、坦克、战车。在全国武斗的大气候影响下，吴川两派也抢夺枪支弹药装备自己。
《吴川县志》记载：1967年12月7日至1968年5月25日，“批资站”“县总部”抢去公安局、看守所、武装部、边防派出所等地枪支弹药。
吴川势不两立的两派抢得枪支弹药后，“武斗”继续升级，规模扩大。
1968年1月4日，县总部人员到兰石公社截击批资站人员，向兰石中学扔手榴弹，炸死学生2人，炸伤群众5人。1月6日，兰石公社群众抬尸到梅菉游行抗议，当场被打死1人。《吴川市政府志》对该事件有记载。
1968年1月20日，两派动用枪支弹药，在塘缀镇大打出手，激烈的“武斗”持续了六昼夜，死亡14人。其中一名十几岁的死者是中学生龙志祥，他姐姐是县粤剧团的 “花旦”，嫁给县中医院一名医生后在中医院宿舍楼居住，成了我家（上下楼）邻居。假如不发生那次“武斗”，龙志祥现正步入人生晚年，当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吴川县志》记载：1968年1月20日，两派在塘缀武斗，持续6昼夜，死14人。
1968年5月19日发生在县人委招待所的两派武斗也十分惨烈，死亡3人，其中一名是“批资站”头头。
《吴川县志》记载：1968年5月19日，两派在人委招待所武斗，持续2昼夜，死亡3人。
1968年6月以后，吴川两派的武斗发展成数千人参与、跨地区的大规模枪战。
《吴川县志》记载：6、7月，两派武斗升级，1500人参与（出动5000人），死亡19人, 数十人受伤。
在武斗死者当中，有一名是我认识的吴川县防疫站（当年与县中医院宿舍楼一墙之隔）的医务人员，皮肤较黑，外号“非洲则”（一种淡水鱼）。据说他在一次“武斗”中在化州被俘虏，惨遭活埋。
《湛江市志》对这次跨县区的大规模武斗记载为：1968年6月30日，由湛江、茂名市和化州、电白、遂溪、廉江、高州、吴川8个县、市一派群众组织组成的武斗队，包围据守化州城的对立派武斗人员。双方投入5000余人，直接参加武斗1500人，使用各种轻重机枪、六零炮、土坦克等武器，开展大型武斗，历时2天，双方伤亡惨重。
吴川大地的武斗历时1年多，直到县军管会做两派思想工作于1968年8月22日成立吴川县革命委员会才结束。武斗期间共死伤多少人，没有准确的统计。
“文革” 期间，中华大地究竟发生多少大型武斗、死伤多少人，更是难以统计。据网文记载，超大规模的武斗有上海武斗、长春武斗、重庆武斗、武汉武斗……
对长春武斗、重庆武斗，有网民分别记下如下文字——
长春武斗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 “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 “站前旅社” 的 “东方红公社” 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 “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零” 炮、“八二” 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 “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 这个历史上有名的 “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重庆武斗
从1966年12月至1968年间，重庆陷于空前动乱中。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 “保守派” 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成为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到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815”派和 “反到底” 派。1967年7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了枪弹，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
但愿每一位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都从惨烈的文字中留下“文革”期间武斗的印记，永远记住“文革”期间血的教训，永保中华大地不再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
六、红色恐怖（1966年至1968年）
2015年3月18日，我撰写的第6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文章阅读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红色恐怖
（摘要：如今，“文革”这个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历史阶段已过去几十年，然而，“文革”的红色恐怖，一直令人难以忘怀、心有余悸。）
红色恐怖，是“文革”时期充满杀气的社会现象。大凡经历过“文革”的民众，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红色恐怖的疯狂。
百度一下“红色恐怖”一词，网友采纳的意思是：它通常是相对于“白色恐怖”而言，一般的理解是“红色”指暴力革命，“白色”指反革命。“红色恐怖”有时候也指“多数人暴政”，“白色恐怖”则相应的指少数人暴政。
为之60的新浪博客有一篇题为《红色恐怖万岁！——立此存照（八）》的博文，披露“文革”初期有一篇鼓吹“红色恐怖”的文章题为《红色恐怖万岁！》，落款是“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编辑部”，通篇杀气腾腾：
今天，我们搞红色恐怖，明天，我们还要搞红色恐怖，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要砸烂旧世界，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在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必须对一切旧的东西大杀大砍。文文雅雅、慢慢腾腾怎么能行呢！？怎么能在框框里干革命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不破不立。”我们造反是造定了，我们还要在红色恐怖的烈火上加油，烧！烧！烧！！烧掉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红世界。
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红色恐怖万岁！
读到以上关于“红色恐怖”的文字，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期间的红色恐怖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更对“文革”期间的红色恐怖记忆犹新。
当年，我生活在广东省湛江地区（今湛江市）吴川县（今吴川市）。我是在董如珍之死开始感受“文革”的红色恐怖的。“文革”被夺权前，董如珍任吴川县委常委、副县长。他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被监禁，不久就自杀身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被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成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无一不被口诛笔伐，被“打倒”“砸烂”“炮轰”“火烧”。
1967年1月25日，吴川的“造反派” 向县委、县人委夺权后，吴川几乎所有领导都成了“走资派”。
《湛江市志》记载：1967年1月25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一批群众组织夺了地、市党政机关的权；另一批群众组织称之为“假夺权”，开展“反假夺权”斗争。接着，各地、各单位也纷纷“夺权”，各级党委、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斗，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也逐步升级。
《吴川县志》记载：1967年1月25日，“革命造反派”分别向县委、县人委夺权。
夺权后，吴川“造反派”在吴川县城梅菉运动场（现吴川市区大富广场）举行了批斗“走资派”的大会，县委、县人委的领导被用绳子捆绑着，连成一长串，分别挂着牌子，轮番被拉上台批斗。梅菉的“五类分子”也被拉来陪斗，一个个自带小凳，坐在两旁（当年梅菉话“担凳仔”说的就是此情形，说你“担凳仔”也不是好话）。据目击者说，符在泽（“文革”夺权前任县委书记）、张洪斌（“文革”夺权前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森（“文革”夺权前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公安局长）、董如珍等人被批斗得“最惨”，李森还被涂黑双手。批斗后，董如珍等“走资派”被押到县看守所（建在梅菉窑地村尾，距离梅菉桥头数百米）监护。十几天后，在梅菉桥的水闸旁，董如珍的尸体被发现，惊动全城。当时有说董如珍是自杀身亡的，也有说董如珍是他杀的。
董如珍是河北省昌黎县人，妻子姓崔，一直没生育。我岳母也姓崔。上世纪60年代初，岳父（“文革”夺权前任县农业局长，更早时任副县长）、岳母一家与董如珍夫妇同住一楼层。岳父岳母生育多个子女，董如珍夫妇很想领养岳父岳母的小女。1963年岳父岳母又一女儿出生，董如珍夫妇再次提出领养要求，由于岳父岳母不忍割爱未能如愿。董如珍去世后，据说遗孀独自回了老家。
上世纪90年代任吴川建委主任的麦亚胜出生于1937年，“文革”初期他在梅菉工程队当队长，刚三十出头也被打成“地下包工头”，被戴高帽、挂牌批斗游街。他还和符在泽、张洪斌、董如珍等“走资派”同场被批斗。据麦亚胜说：他和符在泽、张洪斌、董如珍等都被折磨得“很惨”“很难受”；董如珍是由于日夜被折磨，受不了，在工人俱乐部（现梅菉向阳小学）被批斗后投江自尽的。
“文革”时期的红色恐怖导致全国各地自杀事件频发。据网友披露：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国民党监狱中与所谓的“敌人”斗争了一年，但是“文革”一来被红卫兵抓进去三天就自杀了！
随着时间流逝，董如珍之名不再被吴川人提起，他自杀的真相更无从得知。关于他的自杀，吴川文史、志书也没记下文字。日前从《不谈政治谈花絮，不讲灾难讲感恩——再谈《百花》的文革记忆叙述》（《陶东风的网易博客》）读到关于老舍自杀事件的文字，自我感觉与董如珍自杀事件或许有几分相似，特复制下来：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迅速升级。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闯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机关，也就是老舍和众多文艺界干部的工作单位，要求批斗老舍。23日下午三点，包括老舍在内的二十九名文艺界人士被红卫兵“拉出来”押送到国子监批斗。这29人中包括著名京剧演员荀慧生，著名作家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以及时任文化局长的赵鼎新。面对这二十九人的，是数百名红卫兵和他们用戏剧服装、书籍升起的熊熊烈火，以及震耳欲聋的口号：“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污秽、赤裸、暴力的语言到处弥漫。接下来是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暴力摧残。整个过程发生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介入的、肆意妄为的恐怖环境中。孔庙的武斗结束后，老舍被带回机关继续接受暴力性的批斗，晚上又被带到公安机关审讯，一天中接连三次接受非人的折磨，夜里才准许回家，并被勒令第二天继续接受批斗。8月25日，有人在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开出了“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人民艺术家”就这样“自绝于人民”了。老舍遗体火化后，当局不允许留下骨灰，以至于1978年举行老舍骨灰安葬仪式时，下葬的实际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
但愿知情者从此文中留下董如珍自杀事件的记忆；更希望董如珍之死能激发善良的民众对“文革”的深刻反思。
追忆“文革”的红色恐怖，绝对回避不了大屠杀事件。
据考证，文革大屠杀始于1966年红卫兵运动最猖狂的8月，终结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国发生的大屠杀案，有1966年8月底北京“大兴县大屠杀”；1967年8月至10月湖南“道县大屠杀”；1968年8月达到最高潮的“广西大屠杀”。关于文革大屠杀，已有谭合成、宋永毅等人的专著《血的神话》《文革大屠杀》（均在香港出版）。而《“文革”初期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一文记录了广东的“文革大屠杀”：广东省57个县中有28个县（49.1%）发生过集体屠杀，其中有6个县的被害人数超过一千。情况最严重的是阳春县（文革时属湛江地区），从1968年8月到10月共死亡2600人。广东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278人。广东的集体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和政治迫害型屠杀。（桃之夭夭的新浪博客）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有史学家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论证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基层单位如农村的大队、生产队都可以随便杀人，被杀的不光是“黑五类”及其子女，还有两派的反对派、仇人，不用证据想杀谁就杀谁，大开杀戒。1968年发生在阳春县、夺去我多位亲人生命的大屠杀，正是如此。
《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和北京大兴屠杀调查》（作者：章成 遇罗文）文中写道：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贴在凯迪社区的《荒唐岁月——惨绝人寰的1966.8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文中写道：
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吴川网友酒红2014-8-12 在我的帖子《我的“文革”岁月》跟帖，贴上作家秦玉员（笔名）到电白县（文革时属湛江地区）石鼓湾实地采访，写下的《电白县马踏石鼓湾惨案（文革中的当年往事）》一文。文中写道：
鸭塘湖村（石古湾大队下辖的一条小村）大部分村民姓黎，说旧时正话-----明朝时在电白驻兵留下的方言，他（她）们是守黎氏祖墓的后代。“祖恩似海深”，千万经典，孝义为先，往昔黎姓族人出于对始祖的敬怀，对先辈长眠之地的保护，为了使他们安心守护黎氏祖墓，免去柴米油盐之忧，凑钱买了大片田地送给他们，有了这么多的耕地，人力畜力有限，便雇一些人帮耕。年复一年依例向祖坟献上三牲，焚香点烛烧纸，磕头跪拜，牛能生犊我有孙，世世相从老故园，耕读传家躬行久，他（她）们并不完全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这就是鸭塘湖村黎姓人的历史状况。1950年后，共产党取得政权，搞暴力土地改革，评阶级成份，那条村只有二户人家划为贫农，其他不幸都成了地主。
这天，我心情沉重地来到鸭塘湖村前的田野，来到这条因杀地主、富农最多、最血腥、最出名的村庄，自己的脑里不断浮现一幕人间悲惨的情景片段：
……大队书记俨然一个土皇帝……不但能决定治下农民的荣辱，外出自由权，而且能决定谁生谁死……他在石鼓湾制造了特大血案，其中最血腥的一幕就是参与并指挥手下的民兵、粗野强悍之徒，肆意杀害这条小村的无辜者，在一夜之间户户家破人亡，萧疏鬼唱歌！
1968年8月初，“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饿着肚子正在手把青秧插田的全部黎姓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糊里糊涂被通知去大队打禾场“开会”，从此他（她）们中的多数人再也没能回家!
打禾场的屋角早堆放着从供销社提前买回的新绳子，有准备的民兵奉命包围会场，他们强令地主、富农自己互相捆绑。在伍某友、民兵营正副营长等大队领导的煽动、组织下，每4个凶手（民兵和贫农出身的社员）对付一个地主或富农，两个分别站在左右边用绳勒紧他的颈子，一个以木棍猛击，一个用稻叉捅，有的捅太深，拔不出，以脚踩胸出力拔……鲜血顿时喷出来，血流了一滩一滩……
民间谣传，石鼓湾大队被杀害者共计170多名，而鸭塘湖村死难者最多，黎姓人几近斩尽杀绝，是官方公布的4倍多。
石鼓湾之行，我记住了富有同情心的老队长钟某谋、可怜的小某泓 ，他的未成年哥哥、被轮奸，被侮辱，再惨遭杀害的那几个姑娘，还有数以百计的地主、富农及其后代……他（她）们的命还不如我在鸭塘湖村路口见到的有主人豢养的那条黄毛狗儿，我更深深地记住了石鼓湾历史上最残忍、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页！
由于电白县与吴川毗邻，由于石鼓湾惨案许多死难者也姓黎，是我的同宗，由于我老家阳春县（今阳春市）发生的大屠杀事件，与石鼓湾惨案极为相似，而我的大伯、伯母和堂兄，伯父和伯母及宗亲，同一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屠杀，我和秦玉员在2014年有过邮件往来。他对我说：他写的“文革时广东电白石鼓湾惨案”完全真实！因文中涉及到一在职官员，被强烈要求删帖。他将重新修改这篇文章，尽量隐去文中的真实姓名。他还说：他知道阳春县文革中打死许多人，你的家族真惨！
“文革”初期，吴川各地也发生了主要针对“黑五类”的耸人听闻的屠杀事件。“黑五类”不被当作人，被随意批斗、打骂、剥夺自由，甚至被随意枪杀。据知情者回忆：单是县城梅菉就枪杀了20多人，多是“黑五类”。一个“黑五类”被枪杀前，被强迫跪菠萝皮，受尽凌辱后被拉到“猪笼塘”（地名）边枪杀。一些“黑五类” 被枪杀前，还被批斗、被游街。梅菉一名姓刘的大土豪，解放初期被镇压，遗孀在“文革”初期被拉到梅菉运动场批斗，批斗后又被拉去游街。游街时她因脚疼，走到梅岭小学附近走不动了，竟然被说是“诈死”，被当场枪杀，暴尸街头。
“文革”大屠杀时期，吴川梅菉还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上隔海村一家庭有兄弟俩，弟弟在解放前是姓谢的土豪的“马仔”（手下），“文革”开始后，被造反派列入屠杀的”黑名单“。在实施屠杀时，造反派却认错人，把哥哥打死了。最终弟弟也难免一死。
吴川网友惊堂木2014-11-27在我的帖子《我的“文革”岁月》跟帖对此事写道：
上隔海一个家庭一夜之间出了两个寡妇。本想杀细佬（弟弟），夜晚光线暗拉错，出来门口枪杀后发现错了，是大佬（哥哥），又回头拉过再杀。其间枪杀的几个所谓地主婆都是七八十岁的夫娘儿！往事不想提了，提起中国人的自相残杀，运动的，武斗的，最高政治逼害的，真系石狗都会流泪！
“收米簿”是文革时期吴川的流行语。当年，城里人都有《粮食供应证》，俗称米簿。当某人因病或意外事故死亡后,将被注销《粮食供应证》。“收米簿”的意思不言自明。文革期间，吴川人称杀死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叫“收米簿”。十天半月的，都会听到“收米簿”的消息。文革时期，吴川究竟有多少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被“收米簿”，已无从考究。
吴川网友酒红也跟帖写下“文革”期间吴川农村发生的屠杀事件——
在广东吴川苏村，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文革开始后，被迫或受到迫害后上吊自杀的，超过10人，以女人居多，占8位，但在任何历史记录中，这些是找不到，只在民间有口述传播。文革这个问题，我村更多老人好像有选择性的失忆。坏人还在，只不过都老了而已。每次回家乡，我都会走访村里的一些老人，问问他们记忆里的苏村，有一些故事，着实令人着迷。
“文革”后期，我在覃巴公社（今覃巴镇、王村港镇）工作了1年，结识了一些覃巴人。听一名覃巴人说，米朗村一名地主后代，只因被掲发“收藏血衣”和“撒玻璃碎片下田”就惨遭屠杀。枪杀时，他到了现场观看，只见这名姓招的地主后代被一脚从后面踢倒，跪在地上，步枪顶着后背击发，枪响后，地主后代弯曲着躯体倒在地上，后背被击出一个碗底般大的洞，胸膛被子弹穿透，形成一个碗口大的洞，腥臭的血喷了一地。
1968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导致大量民众非正常死亡。
有网友披露：“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由毛主席公开“亲自发动”的。那时毛主席经常发表“最新指示”，通常是在晚间播放出来，于是人们就马上欢天喜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喊口号，叫做：“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记得是1967年夏的一个夜晚，我们已经休息了。突然听到校园里一阵喧嚣，起床一问原来是毛突然发出了这样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于是同学老师起来游行，在校园周边转了一大圈，喊着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一直游行到后半夜才睡觉。谁也没想到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向年长的人们张开了巨网。
《湛江市志》记载：1968年9月，“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城乡广泛开展。一大批干部、职工被关押、“监护”、“审查”，部分县社实行“群众专政”，乱斗乱杀，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其中廉江县被杀害干部、群众1691人，被迫自杀的145人，为全省著名的“重灾区”之一。
我母亲当年在吴川县中医医院当护士，既善良又胆小怕事。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初期，她就“莫须有”地失去自由，被关在吴川县卫生战线设在黄坡镇的“监护所”。（《吴川文史（3）》载文记载：卫生战线医务人员有34人被批斗、监禁）。随后，在吴川县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同遭厄运，被关进设在黄坡公社岭头大队的“牛棚”（即参加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吴川市政府志》记载：1968年11月，吴川县革命委员会贯彻中央指示，在黄坡公社岭头大队的李汉魂故居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对地方老干部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干部进行隔离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搞“群众专政”，错伤了大批干部。1969年，吴川县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学习班变为吴川县“五七”干校。
父亲进“牛棚”前，让我乘车去了一趟黄坡，探望被“监护”的母亲。带给母亲的衣服里，藏着父亲写给母亲的信，进“监护所”时，也被看守翻了出来。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1968年秋，吴川县人民医院外科柯医生割断颈动脉自杀，轰动全城。柯医生妻子就是我母亲的同室难友。我探望被“监护”的母亲那天，柯医生妻子写了一封信，让我交给柯医生，还给我2角钱，托我买糖果给她的儿女吃。信没封口，我看到了信中披露她遭受批斗游街的惨状。当天下午，我乘车回家。同车的有吴川县中医院姓易的造反派，我脑海里还闪出要不要向他“告发”的念头。第二天中午，我带上柯医生妻子写的信，用那张面值2角的旧纸币买了20多颗糖果，找到了柯医生的家（柯医生的家离我家仅仅几百米）。进门时，柯医生和一儿一女正在吃午饭，神情黯然。柯医生接过信和糖果时，也没说话。不日，出身富农的柯医生也惨遭被批斗游街之厄运。被批斗游街前，很有名气的柯医生留下“人要脸、树要皮”的绝笔，悲壮割断颈动脉，永别人间！
几年后，我在梅菉街头邂逅柯医生遗孀，只见她神情黯然，欲言又止。后来她再婚去了海南。柯医生的儿子如今在吴川市一医疗单位工作。
父母失去自由的那些日子，是此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年幼的弟弟被迫送到湛江，寄养在姑姑家，我和妹妹成了没大人照看的“留守儿童”。
那些日子，吴川县中医院一名姓陈的年青医生，幸灾乐祸地有意在我跟前，透露了我多位亲人在家乡阳春被屠杀的消息。多年后我才确切得知：1968年秋，阳春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突如其来的横祸向亲人飞来，大伯父黎宗元（曾任国民党乡长，解放前带兵起义，投奔共产党，后当人民教师，任小学校长）和伯母、堂兄，伯父黎宗权（解放前参加中共，组织武装起义，任游击队指导员，参加解放战争；解放后任副区长、阳春县政府秘书；被选送中山大学深造）和伯母何静如（与伯父是中山大学同窗，人民教师），还有宗亲，十几条鲜活的生命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屠杀。20岁出头的堂兄黎志果惨死时，遗下两女，一个2岁，一个半岁！
父亲没死于阳春县的“大屠杀”纯属幸运。他21岁投身革命，阳春县未解放就在阳春县合水区支前司令部工作。1950年9月调到阳春县团工委工作，后参加阳春县土改，1953年7月任阳春县监察委员监察员，1954年3月调任广东省政府监察厅监察员。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下，他由于大哥曾任国民党乡长，祖宗是朝廷官吏、“地主”，妻子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先后被调到阳江县合山区、阳江县委农村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工作。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工作时无辜被打成“贪污分子”，于1961年从湛江发配到吴川。尽管父亲远离阳春，1968年秋，阳春县“大屠杀”的作恶者还是带着“革命委员会”的手令追杀到吴川，企图把我父亲带回阳春屠杀。生死攸关之际，幸亏吴川掌权人念及我父亲是“同一战壕战友”，是可用之文才，断然撑起“保护伞”，使作恶者“赶尽杀绝”的阴谋落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阳春县合水镇“革命委员会”给我的大伯父等亲人作出“结论”：解放前后为党为人民做过有益工作，是比较好的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被残害致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平反昭雪，恢复荣誉。
而1968年在阳春县合水镇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元凶十多年后也被绳之以法，其中元凶黎某太1979年被枪决，元凶、“文革主任”吴某胜被判12年徒刑。
1980年，吴川县委纪律委员会还实事求是地把我父亲的所谓“贪污”更正为“工作差错”，取消“原处分”，恢复原工资。
红色恐怖，夺去了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生命。也有一些无辜民众像我父亲一样，经历九死一生后幸运地活了下来。
吴川知名网友梅菉坡獐发帖说：当年有一件有传奇性质的事件：有一个姓欧的人（据说是博铺的），1968年的一个夜晚在梅菉糖厂附近江边被枪毙，中弹后随江水漂走，最后命大未死，躲藏在农村亲戚家，户口已被注销，1971年局势稳定后，重新露面并恢复户口，被传为美谈。
梅菉坡獐还见证并写下“文革”期间梅菉发生的一件屠杀未遂事件：
“文革”时期，我所居住的古老大屋有着众多的住户，职业身份各异，其中有一老妇人，家贫多病无靠，就靠平时纺棉纱、糊鬼鞋、编织猪笼仔等等维持生计，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属于“五类分子”），加上她有个儿子参加了县批资站，1967年武斗期间，县总部派人前来半夜敲门要“镇压”她，同期已有一些“五类分子”被人拉出来当街枪毙。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体住户无人敢出来说话，唯有我的老妈（她是信佛之人），闻声出来，站在旁边说了一句很机智的话：“六嫂，这些同志都是好人，不会害人的，更不会打人，人家问你，如实回答就好了，不用害怕”。县总部人员其中一个人只好不甘心地说：“XX婆，就你多事！”丢下吓得浑身发抖的六嫂带队离开。生死攸关之际，幸亏信佛的老妈相助，才使六嫂幸免于难。
从一名相识的覃巴人口中得知，“文革”期间覃巴公社大屠杀时，由于好心肠的干部庇护，有一名年青医生幸免于难。当年，覃巴公社大凡枪杀或批斗“黑五类”时，其他“黑五类”都被拉到现场陪杀、陪斗。有时一次屠杀多名“黑五类”。一个墟日（赶集日），覃巴公社某大队拉几个“黑五类”到墟场准备一起当众枪杀，当中有一名年青医生。一大队干部好心肠，提出留一些人到下一个墟日再杀。因枪下留人，这名年青医生后来幸免于难。
那名覃巴人告诉我：“文革”期间覃巴公社幸免于难的还有一名姓黎的村民。这名黎民出生没问题，有文化，只因平日“话多”，被强加上“对社会不满”之莫须有罪名，打入“黑五类”之列，列入屠杀的“黑名单”，关在猪舍，准备次日当众枪杀。大队民兵营长出于同情心，趁喂猪之机大声骂猪：吃不吃都是这餐了！暗地提醒黎民逃跑。晚上，这名黎民以要小便为名，钻进甘蔗地拔腿就跑。民兵营长端起机关枪向天打了一排子弹，放了黎民一条生路。这名黎民后来从商，富甲一方，如今安度晚年。
2013年3月13日，我在吴川参加一次文化活动，邂逅一位小学校友，听他讲述了“文革”期间九死一生的经历。
校友姓李，吴川长岐人，1941年出身贫苦农家。他自小聪明好学，1960年考上广州铁道学院。后因苏联撤走专家，学院停办，他于1963年3月缀学回村。家中缺少食物，他每天潜下江底捡螺帮补生计。一天，母亲用一只红薯煮水充饥，连盐也无，他有感而发，写下“粥稀盐水淡”的句子。后在村民的附和声中，他完成了“粥稀盐水淡，无奈江底行；忍气粒粒拾，寻食何艰难”的诗句，在村中流传。
1963年9月，他成了村中小学代课教师，后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团支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因写下“粥稀盐水淡，无奈江底行；忍气粒粒拾，寻食何艰难”这四句诗被揭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7年10月下旬一个黑夜，时任长岐武装部长带领百名荷枪实弹的民兵包围他任教的小学把他抓获，他当场被施暴者用枪托打断几条肋骨，昏死过去。他被拉去沙坑掩埋后，和他少有交情的民兵营长发现他脚趾在动，从沙坑里把他挖出，捡回性命。他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苏醒。随后，浑身是血的他辗转被押解回县城。两天后，频临死亡的他被“四处寻尸”的父亲找到并领回。父亲带着他在县城和湛江医治20多天，接着带他到广州中山医找专家教授医治半年，随后回到家乡继续医治。“现行反革命”的身份，令他和村中“地富反坏右”一样，不停被批斗，受尽凌辱。他还分别被监护在县城和长岐，长期被批斗，还差点被枪毙。
1970年9月，九死一生的他恢复自由，恢复代课教师身份。他头上戴着的“反革命”帽子，直到1980年1月28日才由吴川县委落实政策办下通知摘除。通知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对你进行监护，这是错误的，强加给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恢复荣誉。
此后他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历任教导主任、校长等职务，10多年前退休。
如今，“文革”这个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历史阶段已过去几十年，然而，“文革”的红色恐怖，一直令人难以忘怀、心有余悸。
前不久，我拜读了《关于“文革思维”的几个问题》一文 （作者 陈浩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再看红色恐怖的“文革”，实质就是在正义和革命的名义下作恶；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理念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实质就是反人性，鼓吹暴力。在当年的暴力环境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制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完全导致了人性的堕落和泯灭，导致非常血腥和残忍的大屠杀事件遍及神州大地。
在“文革”这个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历史阶段过去了几十年的2014年，网易博客搞了一个关于“愿不愿意回到文革时的中国”的调查，据说初始阶段的数字让人吃惊: “愿意”回到文革时期的竟然高达94%！这比例是真实民意的反映吗？这些说“愿意”的人是真的不知道文革吗？是真的不知道文革的红色恐怖吗？是真的不知道文革的大屠杀吗？
2013-04-12， 坐过十几年大牢、几度被打入地狱又几度甄别平反的79岁老人耿鼎发，在读了《中国青年报》2013-02-20的《没有反思就没有人性的复苏》和2013-02-26的《坚决铲除悲剧重演的土壤》两篇文章后，给《中国青年报》编辑寄去题为《一定要设法让年青人全面了解真实的文革》的长信，希望不了解文革真相的年青朋友，能从他的死而复生的家族传记《耿刘氏和她的儿女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了解那个无法无天、摧残人性、道德诚信沦丧、经济频临崩溃的文革年代。
然而，文革的历史，至今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什么时候，才能让文革“掀起盖头”，让更多的年青人了解真实的文革，深刻反思罪恶的文革？这一天会遥远吗？
七、唱红歌和跳忠字舞（1966年至1968年）
2015年6月25、26日，我撰写的第7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相继在共识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表，全文为——
我的“文革”岁月之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摘要：1969年1月间，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有一位姓李的中年干部猝死于跳“忠字舞”，由此可见当年跳“忠字舞”的狂热。）
经历“文革”的人对唱红歌和跳忠字舞记忆犹新。唱红歌、跳忠字舞，是文革时代的特殊符号。
百度一下，“忠字舞”是我国文革时期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它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的1966—1968年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渐趋衰微。
“忠字舞”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领袖；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 “忠字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的劲舞媲美。“忠字舞”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倒是不争的事实。
在唱红歌、跳忠字舞之前，全国各地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我居住的吴川县也不例外。
《吴川县志（大事记）》记载：
1964年，全县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
1966年，开展大学毛泽东著作运动。全县有64000人能背诵“毛著”中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
文化大革命开展前，吴川县团委“从娃娃抓起”，于1965年（前后）组织了上百名干部子女，步行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覃巴公社（今吴川市覃巴镇）学习毛著。当年，我父亲是吴川县委农村部干部，我有机会参加这次活动，在覃巴公社一个村庄住了两三天，期间还安排吃“忆苦餐”、晚会等活动内容。在吃“忆苦餐”前，我去了一趟厕所，避开了这次忆苦教育。这次学毛著活动，当地树起一个5岁小孩作典型，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晚会有一个快板节目介绍这小孩学毛著的事迹，如今我只记得快板的开头两句：覃巴大队覃文村，5岁小孩叶亚林......
有了“学毛著”的铺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民众很自然地接受了“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文革鼎盛时期，处处立忠字牌坊。我的左邻右舍都在门扇上大贴特贴各种 “忠”字画。父亲也买回一尊毛的石膏像，打算立一个“忠字牌坊”。摆弄时，父亲一不小心把毛的一条腿摔断了。在我注视下，父亲干脆把毛的石膏像拦腰锯断，把全身像变为半身像，供作“忠字牌坊”。当年摔断毛石膏像的一条腿，是很大的事件，好在没被外人发现（我连母亲也没告知），没造成悲剧。
文革初期，全民狂热大搞“红海洋”，吴川县城民众到处用红油在墙壁、柱子上绘上毛画像、毛语录，书写＂三忠于＂＂四无限＂，连厕所也无一幸免。据吴川网友回忆：当年县城大塘边街有个年长者饮了些米酒，去公厕大便时别有意味地说：哪个孝狗（小人）亩识卓（不懂事），够胆让毛主席在这守厕所，够打靶（枪毙）！
1968年秋天，“忠字舞”席卷全国，吴川的忠字舞也开始大流行。不分男女老少，都面向毛的画像，挥舞着红宝书，口中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以表达对毛的无限忠诚。
文革开始到1969年10月中旬，我一直失学在家，没机会唱红歌，更没机会跳“忠字舞”，好像也没亲眼见过人们跳“忠字舞”。但1969年1月间，吴川有一位姓李的中年干部猝死于跳“忠字舞”，由此可见当年跳“忠字舞”的狂热。
文革期间，到处有高音喇叭，除了播放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社论等外，更多的是播放革命歌曲。当年歌颂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都是革命歌曲，即所谓“红歌”。红歌包含毛语录歌、毛诗词歌，连毛的《老三篇》也被谱曲，当红歌来唱。甚至林彪1966年12月16日为《毛主席语录》写的800多字的《再版前言》也被谱曲，成为空前绝后的红歌。中国著名歌曲作曲家李劫夫文革时风头出尽，成为毛语录歌的开山祖。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十首，其中八首由李劫夫谱曲。
这些耳熟能详的“红歌”深深植根于我大脑深处。几十年过去，我依然会唱。就连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第一段“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今我也能很靠谱地唱出来。
几乎与红歌、跳忠字舞同步，早请示、晚汇报也成了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和例行程序。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早请示，晚汇报”很快成为整个社会风俗化、习惯化的软制度，成为每天都要实行的一项政治仪式。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都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每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都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据说，“晚汇报”最开始时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头”说“晚请罪”一词不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当年，我没机会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据网友回忆：“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政治可靠”者“领读”。“领读者”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领读者”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读毛主席语录，通常根据当天工作选读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就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的则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网友蔡勇在《早请示，晚汇报》一文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文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造神运动。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摔死之前，人们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和崇拜达到了无比疯狂的程度。在那狂热岁月里，无论大会还是小会，每个人发言前都要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而且要连喊三遍。发言结束时一定要带领与会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写文章必须引用许多毛主席的语录，而且要用黑体字或粗体字排印。学校教室、办公室、会议室、食堂、宿舍都要张贴毛主席的画像。
《湛江市志》记载：1968年各地“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形成高潮，广泛开展唱“样板戏”，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许多工厂大量生产形形色色的像章。
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也是文革时代的特殊符号。文革时期，几乎没人胸前不佩戴毛的像章的。吴川一家工厂也大量生产毛“戴军帽”的像章，还成了抢手货。我父亲也买回几十个毛主席像章别在一块红布上，形成一个心的图案，挂在房间的墙上，以表示对毛的忠心。我除了佩戴外，还多方收集了十几个毛像章，用一个原来装针水的小盒子装着，放在床头草席底下。有一天，这些宝物突然不翼而飞，令我伤心至极，也成了当年一宗“悬案”。
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1969年4月间的一天上午，吴川各界在运动场（今大富广场）集会欢庆中共“九大”，会场内外载歌载舞、鞭炮齐鸣，成了欢乐的大海洋。已失学将近3年的我也到喜庆的会场凑热闹，捡鞭炮是我童年一乐。在会场捡鞭炮时，遇见县委书记符在泽的儿子符小明，小明是我童年时代好玩伴。文革前，我一家还在县委大院居住。我和小明，还有县委副书记张洪斌的两个儿子，共八九个年纪相近的男孩时常在一起玩。我们玩得最多的是一种叫“打游击”的游戏。游戏时，我们几人分成两方，通常我和张洪斌的大儿子及小明是一方，张洪斌的小儿子等人为另一方，先把对方全部“俘虏”的一方为获胜方。两年多不见，小明已长高了许多。但没想到，这次相见，竟成永别！
当天下午，传出小明遇难的消息：
上午集会结束后，继续开着用红旗、鲜花装点的“花车”沿着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当“花车”游行结束回到县委大院门前时，惨剧发生了！
我高中同班同学高红卫当年居住在县委大院，那天在现场。她回忆说：当天，小明和几个玩伴一起学着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情节爬飞车。小明正在爬时，车辆突然刹车，他一头撞上了铁架，然后摔了下来……当时小明父亲是走资派，还在牛棚处于被监护状态。下午，看见两个民兵押着小明父亲和躺在地上的小明作最后道别，听见他悲怆地喊着：小明啊……刹那老泪纵横，场面惨不忍睹！
唱红歌、跳忠字舞在中共“九大”前达到高潮。红歌《满怀豪情迎九大》在中共“九大”前半年已唱红神州，“九大”后改为《满怀豪情庆九大》，继续大唱特唱。直到九大后的1969年6月，也许是毛觉得这种庸俗化反而会败坏他的形象，批示由中央印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中指出：“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此后，红歌与忠字舞、早请示与晚汇报等才逐步收敛。
如今，荒唐岁月已过去了几十年，但红歌红舞在国内外尚有市场。2011年，重庆还要求组织民众集中传唱36首红歌，并组织14支红歌队一路红歌进北京，登上首都舞台，以嘹亮的红歌祝福党的90华诞。而今日朝鲜，俨然是当年中国的翻版，当今朝鲜的红歌红舞，比当年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落户水果场（1973年至1978年）
2015年8月15日，我撰写的第8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落户水果场
（摘要：这2000万知青的宝贵青春，无法用价值来衡量，更无法用任何东西来“补偿”。希望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我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 响应毛泽东发出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离开城市，在农村或农场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带有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有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或农场定居和劳动，但为数不多。
而事实上，上山下乡的动机是为了解决数以千万计的毕业生就业的难题。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知青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对上山下乡运动，《湛江市志》有记载：
1964年湛江市和湛江专区各县先后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从7月份开始，知识青年分批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1968年11月，湛江市区中学毕业生1700人奔赴农村农场落户。同日，广州市首批到湛江地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900多人抵湛。
当年我居住在广东省吴川县（今吴川市，由湛江市管辖）。知识青年大规模地上山下乡始于1969年，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城镇适龄青年除了当兵外，绝大多数属于上山下乡对象，被大批送到农村、农场定居和劳动。
1973年7月我高中毕业，无就业机会。毕业半年，仅以职工家属的特殊身份，在母亲工作单位——吴川县中医医院的建筑工地做了几天“家属工”（1天报酬1元），还为建房子的邻居打了几天工（1天报酬1元）。同是吴川县中医医院职工家属的一位知名网友也记得：毕业那一年，他曾经和我在中医院工地拉板车运送旧房子的桁条。
1973年11月，吴川县城大张旗鼓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街小巷贴满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标语，知青家长所在工作单位或知青所属居委会天天派员登门做知青和家长的思想工作，积极动员上山下乡。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吴川县人民银行也来了两人，直接登我家门，动员我和妹妹上山下乡。和我同班读初中同时毕业的妹妹由于名额所限没机会读高中，已“待业”2年半。按当时政策，兄妹二人只允许一人“留城”。那天，父母亲都不在家。妹妹经过“思想动员”，很快就答应上山下乡了。由于妹妹作出“牺牲”，本来我有了“留城”机会，但考虑到“留城”“待业”没出路，而上山下乡落户的是离家不远的水果场，还“被许诺”两年后有“升学”“就业”机会。一番“洗脑”，我也答应上山下乡了。当年，一个家庭同时有两个孩子报名上山下乡的不多见，也非绝无仅有。
那年，我的同学约有一半同走上山下乡路。我和妹妹去的是离家50多里的吴川县黄坡水果场，一同去的共有180多名知青。其他知青分别去了吴川县浅水林场和珠海斗门、海康（雷州）、阳春等地的农场林场。
1973年12月19日，是知青们到吴川县黄坡水果场落户的日子。在敲锣打鼓的喜庆气氛中，我和妹妹带上简单行李，一同到吴川县城的运动场集中乘车。知青们的家长都去送行，由于不是远行，场面也不悲伤。时间一到，几辆大客车满载着知青，奔向黄坡水果场，荒凉的水果场一下多了一大群月薪18元的知青。180多名知青中，女知青约占70%，正值妙龄，美貌如花。印象较深的有县委副书记的女儿（小学同班同学），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女儿（高中同班同学），县委常委、县妇联主任的女儿（高中邻班同学）。
我被分在水果场第三生产队。
当年的水果场，名不副实，荒凉的岭地种着不多的橙子树，还有番薯等作物。橙子树还未结果；后来我也没看到水果场收获水果。落户水果场，没吃过水果场的水果，难以令人置信。
劳动第一天，是到地里收获番薯。也许是受“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影响，种下的番薯差极了，我锄了一会，一无所获。队长走过来，说我锄得不深，还给我做了示范动作。当时我的敏锐力不强，没料到他就是大权在握的一队之长，加上我从小种过番薯，收获过番薯，认为自己没错，因而没对他毕恭毕敬，还小有顶撞，给他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知青生涯的头一个月刚过去，知青们就要“被鉴定”了。知青们都得填写《鉴定表》，先作“自我鉴定”，接着是“队长鉴定”。队长在为知青分别作“鉴定”时，先用几句话评价知青的表现，再对每名知青的表现作出“好”或“较好”或“一般”或“较差”或“差”的总体评价。
在“被鉴定”之前，场里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每个生产队挑选两名学习辅导员，我被场领导指定为三队两名学习辅导员中的一员。在我唯一参加的一次辅导员学习讨论会上，我还被推选为记录员。但因为劳动第一天我对队长不尊，在“被鉴定”时，我在队长笔下得到的是“表现一般”的总体评价。
一次“被鉴定”，180多名知青就人为地被划分为五个不同等次，应验了大人物的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来说是残酷的折磨。我们知青一个月只有30斤口粮，一个月只能吃上几两肉。从早到晚，大家都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每天6点多钟，在队长催促下，大家就要饿着肚子开工。我个子小，最怕挑重担。每次挑大粪，我都早早赶去，挑两只最小的桶，每次只挑六七成满，也不在乎队长的冷眼。
赶牛车，也是重活。一次，队长派我赶牛车，一不小心，我竟然被牛重重地踩了一脚，左脚的拇指甲被踩脱，鲜血直流。我以为拇指甲从此再也长不回，当天给到吴川浅水林场落户的一名高中女同学去信，说我因伤“残废”了。那女同学急切回信询问：“友，你究竟伤在哪里？”
果场生涯，几乎与文娱活动绝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知青每天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唯一看的一场电影，是在晚饭后不辞劳苦跑了好几里路，到邻近村庄露天看的《多瑙河之波》。
1975年，在落户1年多后，场里对三队的知青进行了调整，抽调部分知青充实长坡（地名）生产队的力量。长坡更偏僻，离三队有好几里之遥，生活条件自然更艰苦。一些“表现好”“表现较好”，更多的是“表现一般”“表现较差”“表现差”的知青，被发配到了长坡队。我因得罪了队长，自然逃脱不了被发配长坡队的厄运。
未到长坡队，知青们已听说不少关于长坡的不雅传言。20多名知青到长坡队后，长坡队更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惨案：长坡队队长妻子上吊而死，轰动整个果场。无独有偶，队长妻子上吊而死事件平息不久，知青欧某也步其后尘成了“吊死鬼”。
幸运的是，被发配长坡队之前，我已暂别水果场。这一暂别，后来更成为长别，使我躲过了长坡岁月。
早在1974年3月底，在我落户水果场近100天时，我就和近百名同时落户的知青一起，被抽调加入以干部为主体的“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我这一去，就是整整4年，而且等来了久违的高考。因而极其幸运地暂别水果场，继而永远离开了水果场。一起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近百知青，因工作能力差异，有的一去仅几个月，像我一样没被中途“遣返”的，仅十几人。
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离开水果场前，水果场召开了一次全体知青大会。几名场领导的讲话十分搞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记得那次大会主要针对知青的现实表现而开。分管政工的女副场长首先讲话。她神情严肃地列举了男女知青中发生的一些不健康现象，如有的男知青借故单独和女知青在一起；有的男知青有意识用身体触碰女知青；有的男知青晚上喜欢进女知青宿舍等……列举完毕，她用更严肃的口吻说：“凡是男的和女的在一起，都是男的心怀鬼胎！”
这时，一名男副场长插话：“结果是女的心怀鬼胎！”
多年后，我把这次搞笑的会议写进一篇文学作品，作品结尾是：也许是由于场领导及早给知青们打了“预防针”，插场期间，180多名知青都没有发生“怀鬼胎”的悲剧。
知青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后，工资照旧由水果场发。知青的月薪最初是每月18元。落户一年半后，由知青转为果场工人，月薪提高到29元。为使知青们“全力以赴”搞运动，工资由果场转到工作队所在地。因而，被抽调参加“工作队”的4年间，我仅仅回过3次水果场。
第一次回场，是在1976年7月间。我由于在工作队工作出色，得到了被推荐选拔读大中专学校的机会，回到水果场场部，和一同在工作队被推荐的十几名知青一起，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拔”。
那次“被选拔”的经历，富有戏剧性。30年后的2006年，我以《一次失败的“被选拔”经历》为题，写下了那次“被选拔”的过程：
7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也是色彩斑斓的月份。呈现在知青们眼前，可能是红色，也可能是黑色。
7月的一天，十几名已“被推荐”的知青聚集在水果场办公室，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拔”。
主持“选拔”的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广和县教育局李股长。“被选拔”的名额只有6个，意识着我们当中大部分将成为拥有黑色的失败者。
“选拔”过程十分民主。在林副部长、李股长主持下，先由我们知青分别口头提名，每人限提六人，然后累计提名票数，提名票数居前六位者将“被选拔”。
20多平米的水果场办公室异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我们十几名知青轮番站起来，从各自的口中说出一个个名字。每个人都仔细地听着、计算着，大家都知道自己得到的提名数的份量，它有可能改变整个人生！
轮到姓李的女知青提名了。在座十几名知青数她和我有交情：童年时她和我同在县委大院居住；读高中时，她是我的邻班同学；不久前，我用自行车搭载她从水果场回城，一路五十里车轮飞转，上坡也视若平地。我想，她没理由不投我一票。
也许是她太紧张了，也许是我在她心目中份量不够重，口齿伶俐的她在一口气提了六个人名后，才记起了我。于是，我十分失望而又有所安慰地得到不被认可的一票。命运真是捉弄人，仅仅因为这名女知青在关键时刻的健忘，最终我以一票之差名落一姓孙的女知青之后。而“被选拔”的六人最终有三四人通过“复审”进了湛江财贸学校等中专学校。
林广是我童年时的大朋友。我名落孙山，他也觉得很遗憾，悄悄地安慰我说：“大家互相不够了解。”
第二次回水果场，是在1977年10月下旬。得知国家恢复高考，我回水果场办理报名手续。由于有了“一次失败的‘被选拔’经历”，我一直不相信单凭考试成绩就能上中专、上大学，压根不把即将到来的高考放在心上。那天回水果场时，遇见单名“群”的美女，她口口声声唤我“大学生”，令我十分尴尬。我回答她：“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
当我第三次回水果场时，日历已翻到了1978年2月的一页。我口袋里已装着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水果场是办理户口迁移，永别“知青生涯”。那天，水果场的女副场长对我热情有加，亲自带着我，分别骑着自行车，先从场部到长坡队（这是我唯一一次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再从长坡队到中山公社（因区域变更，此前黄坡水果场已更名为中山水果场，由原来隶属黄坡公社，变更为隶属中山公社。2003年，中山再并入黄坡。）办理户口迁移。据说，数以百计的知青，我是唯一享受到由女副场长陪同办理户口迁移的幸运者。
1978年3月，我远赴广州，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此后，我很少得知水果场的消息，只知道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开始了新生活。
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人认为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所谓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
有网民评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也有网民评说：伟人“圣旨”（当时的“最高指示”）遂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说是知青，其实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有知识呢？到农村接受什么教育？无非是去开荒种地，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伟人”认为红卫兵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便将他们弃之山野农村，任其自生自灭。直到“伟人”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后，这些该学知识时没学到知识、该成家时没成家、该立业时没立业、在农村备尝生活艰辛的弃民们才获准陆续回城。
回顾我的知青岁月，我还算是十分幸运的。尽管我的知青生涯长达4年多，但实际在果场时间不足百日，其余时间被“以工代干”（以工代干指未办提干手续选调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基本摆脱了沉重的体力劳动，随后迎来了改变命运的高考。后来由于国家对知青的“补偿”，我和许许多多知青大学毕业重新被分配工作后，知青期间和读书期间被计算成连续工龄。因而，我1982年1月大学毕业刚被分配工作，我就拥有了10年工龄。然而，这点微不足道的“补偿”，能“补偿”知青们虚度的青春吗？假如不是“文革”，我完全有可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步入大学的校门，不至于在失学3年、待业半年、上山下乡4年多后，才挤进大学的校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连同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延续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经过统计，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之多。这2000万知青的宝贵青春，无法用价值来衡量，更无法用任何东西来“补偿”。希望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九、“路线教育运动”（1974年至1978年）
2015年9月17日，我撰写的第9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亲历4年“路线教育运动”
到农村参加“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段亲身经历，付出整整4年青春年少的时光。
如同亲历“路线教育运动”的“黄山江大雄”一样，我也想用我亲历的4年“路线教育运动”的生活细节，“去填补历史教科书上的缝隙、裂痕和空白，把历史还原成丰满和亲切的模样，从而，让没有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去感知、去思考。”
何谓“路线教育运动”
“路线教育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至1978年(通常不把1977、1978年划入“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主要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比“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规模运动，全称“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出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这代人，对“党的基本路线”刻骨铭心。
“党的基本路线”的文字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条基本路线是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并被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的正式文件中。
1973年8月28日党的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章《总纲》也有类似提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基本路线”依然引导着全国人民前行：
国务院于1974年12月28日至1975年1月8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棉油钠麻烟生产会议，会议报道的题目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继续抓紧批林批孔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夺取今年农业全面丰收——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油糖麻烟生产会议》。
《烟草科技通讯》1975年03期刊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灾之年夺得粮烟双丰收》一文。
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1975年10月出版《一批二干三带头 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书(如今网上售价20元)。
《广东医学》1976年02期刊登《结合基本路线教育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文(作者单位：中共临高县新兴公社委员会)。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7年01期刊登《坚定不移地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华主席的报告 批判“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一文(作者：蒋忠英)。
两位亲历者的体会
随着时光流逝，“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已淡出国人的视线。“党的基本路线”早被“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取代。百度一下“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仅仅看到《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参加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体会》(作者雷轩槐)等寥寥无几的篇目。
雷轩槐在《体会》一文的开头写道：
为了更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间题的重要指示, 贯彻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精神, 我参加了省委组织的农村工作队, 到镇宁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 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 获得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三个多月的实践, 使我认识到,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日益显示出“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广大贫下中农、党员和干部更加坚定地走在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特别是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传达后, 一个“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的高潮正在各地迅速掀起, 整个农村生气勃勃。“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但是, 我们也看到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还是尖锐复杂的,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许多阶级斗争事实表明,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始终是农村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得好不好,几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关系若农业的发展方向, 关系着整个让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 (载《贵州大学学报》1975年01期)
去年在《天涯论坛》，有幸读到网民“黄山江大雄”《亲历“路线教育”》一文。该文开头写道：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提出了“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号召。此后，一个以建设大寨县为中心任务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下简称“路线教育”)在全国农村展开，这是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以来在农村开展的又一次大的运动。
太平县委紧跟形势，于1975年12月6日召开了“路线教育”动员大会，县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洪敏到会做动员报告，会议传达了安徽省委(1975)86号文件精神，学习了县委《关于在全县城乡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意见》，胡社有副书记对“路线教育”作了具体部署。县委在会上提出“举旗抓纲学大寨，太平山河重安排，粮食、生猪超纲要，林茶生产和多种经营大发展，全党全民齐奋战，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会后，县委从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了400余人的工作队奔赴6个重点公社35个大队，“路线教育”运动的帷幕在全县正式拉开。作为一名“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我亲历了这次运动的全过程。
接着， “黄山江大雄”分别讲述进驻黄田生产队、打响造田战役、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转战林业站的经历。到1977年9月中旬，他完成了巩固组的工作任务，回到医药公司上班。
史书记载
百度一下，我国一些地方有史书记载：从1973年起，农村陆续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江西省全南县《全南年鉴》记载：1973年10月，全县农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历时3个月。1974年以后又接连进行三批，每批半年左右，直至1977年2月结束。
重庆市云阳县《中共云阳地方大事80件》记载：1973年10月，县委开始在全县广大农村分期分批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8年12月，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束。
广东更多地方有史书记载：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网《顺德大事》记载：1973年9月起，农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分五批进行，至1978年5月结束。
龙川县《龙川县志》记载：1973年至1978年，在全县开展的六期“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广泛宣传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
《中山文史》第53辑《对中山“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回忆》一文(作者蒋国耀)记载：1973年9月，中山县组织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一直到1977年底。
《湛江市志》(我居住的吴川县当年由湛江地区如今由湛江市管辖)记载：1973年10月，湛江地区抽调90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此运动一直到1978年结束。
我的亲身经历
如同《湛江市志》记载，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从1973年10月开始，到1978年下半年结束，历时整整5年，分五批开展运动。我从1974年3月底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直到1978年3月因上大学提前离开工作队，历时整整4年，连续参加了五批“路线教育运动”。
第一批： 振文公社加伦大队
时光回到1974年。
3月末，由于开展“路线教育运动”的需要，中共吴川县委抽调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公社干部、大队干部、教师、医生、工人、知青共几百人，组建庞大的“吴川县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
此前的1973年12月19日，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指引下，我和180多名吴川知青同时到了吴川县黄坡水果场落户。突如其来的“路线教育运动”，使我们水果场半数以上知青暂时摆脱了“变相劳改”，成为一名肩负重任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
来自各行各业的几百名工作队员迅速在县城集结。先是被编成几个工作团，再编成一个个工作组，经过几天集训，分别进驻开展“路线教育运动”的农村，按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最高指示”，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我们知青在“路线教育运动”中实现了“华丽转身”，从“受教育者”变为“教育者”。
1974年4月初，吴川县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的帷幕在振文等几个公社同时拉开。我所在工作组进驻振文公社加伦大队，组长是县水电局副局长胡均安，副组长是振文公社姓叶的干部，由于我有文化，被安排做资料员，队员中一人是县武装部参谋，一人是机关干部，还有一人是我的场友，姓伍。我们分别进驻一个个生产队。
当年，农村的公社相当如今的乡镇，大队相当如今的行政村，生产队相当如今的村民小组。此前，县委已在振文公社罗里大队开展了“路线教育运动”试点，县委书记孙利世亲自带队蹲点，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经过孙利世悉心栽培，驻罗里大队的男女工作队员后来几乎都当上官员乃至大官。其他各批次工作队员后来当官当大官的也不少。这是题外话。
加伦大队给工作组的第一印象是跳蚤多，咬得大家白天坐立不安、晚上难以入眠。农村生活比农场、果场更艰苦，对工作队员们是一个考验。
按工作队要求，队员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农民的生活极其清贫，加伦大队干部尽量让我们住进生产队屋(当年有的生产队贫穷得连队屋也没有)，吃在生活条件较好的贫下中农家中，每人每天交4角钱、1斤粮票。我和姓伍的知青同住一间队屋的小阁楼，我和他，还有一名机关干部吃在肖尚福家。肖尚福跟我同龄，他哥是公职人员。尚福一家对工作队员很亲热，每顿饭都费点心思，怕让我们挨饿。
“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最高指示”，贯穿于“路线教育运动”的全过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斗争， 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背景下，工作组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地主分子，除夕在家门口张贴“旧载春光今何在，时光忽别岁难留”的对联，图谋“变天、复辟”。经深入了解，还发现该地主分子写的信中有“命途多舛”等对社会不满的字句。这事很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并认定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在开展“路线教育运动”的一个多月后，加伦大队组织召开了批斗会，批斗那名“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分子。加伦大队其他“黑五类”照例被拉到现场陪斗。
批斗大会开始前，姓伍的知青拉着我悄悄离开了会场，没看到这没人性的一幕。
“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路线教育运动”的“规定动作”。
百度一下“割资本主义尾巴”，指没收农民自己偷偷种养的农副产品，还给出了“背景”：在1955-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从理论上说，小农经济还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还要割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养几只鸡，种一些菜到市场去卖，因为是“资本主义”，必须得“割”，给予没收或处罚。
据网民言，当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大意是“商品生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之后全国就搞起“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被认为是农村一项最重要的革命任务，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江山是否变色、红旗是否落地的大事;关系到资本主义是否复辟、人们是否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大事。在这个运动中还产生一个荒谬绝顶的豪言壮语式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资本主义”的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农民多养几只鸡鸭或几头猪牛，在自留地或开荒地种点蔬菜，在房前屋后或庭院里种点水果拿去卖的;另一类是社员中有些会一点竹木、编织、缝纫或修补等手工艺的，利用雨天或晚上给他人制作一点家具用品或修修补补收点报酬的，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禁止“资本主义”倾向，并没收其劳动所得，就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加伦大队开展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并不惨烈，顶多是对多养多种的农民教育一番，并下令进行“整改”，通知一些私自外出“搞私捞”的“资本主义者”(能工巧匠)回队参加集体劳动。一些屡教不改者则被通知参加“办班”学习，宣布一律不准外出。不像有的网民描写“割资本主义尾巴”像“日本鬼子进村扫荡”。
“路线教育运动”中期，振文公社在一个边远大队召开现场会，每个工作组的组长和资料员参加。加伦大队离边远大队约有10里之遥，当年大家连单车都没有，胡均安和我一同走路去。我头一次出远门开会，不懂得“轻装上阵”，连枕头也带去。走着走着，手提的行李袋越来越重，难以举步。胡均安已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好，硬是夺过我的行李袋，提了一二里路，令我十分过意不去。
现场会共开了两天半，在边远大队住了两晚。照例是先总结前阶段的“路线教育运动”，再部署下阶段工作，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是会议主题，各大队、各工作组都要表决心。
现在六旬以上的一代人大多知道“反潮流小将”黄帅，她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二班的一名学生，12岁时做出“反潮流”行为。1973年12月28日，中央媒体将她一年前写的一封关于反映她同老师之间的小矛盾的信公开发表，短短几天时间，她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如广州的“辛若愚”。我们湛江地区也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湛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他的“反潮流”(“破师道尊严”)的事迹。
到了现场会会场，我才知道，湛江地区树立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就在加伦大队，是加伦小学一名普通学生，姓肖。他“反潮流”出名后当选加伦大队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以贫协委员身份参加现场会。在所有参会人员中，他年纪最小，我个子较小，他时刻跟着我，一起吃饭，一起到村外玩。我一直记住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老师很恨我。”40多年过去，从商的他已年过半百。想当年，老师没错，他也没错，错的是社会，他成了被利用的对象!
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前后仅历时4个多月。运动后期，加伦大队成立了专案组，对群众反映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内查外调。专案组由大队干部和工作队员组成，我是专案组一员，针对群众反映的财务问题和专案组其他人员一起到湛江等地外调。不过，并没发现什么问题。
第二批： 覃巴公社米乐大队
1974年8月，吴川县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在覃巴等公社开展。其中覃巴公社是“先行点”，提前20多天开展运动，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县。
“先行点”需要派遣精兵强将，除了抽调足够的县级、公社级(科级)领导外，一些正在参加第一批“路线教育运动”的队员不等收队就提前被抽去“先行点”，马不停蹄地参加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我也因“能干”荣幸地被抽去，意味着可以继续留在工作队，继续当“教育者”。而其他知青队员有六成多或因“表现欠佳”、或因“欠缺能耐”，“被遣返”回场。
当年覃巴公社的地盘等同于如今的覃巴、王村港两镇。由于“先行点”事事要争先，任工作团正副团长的几名县领导带领近百名队员仅仅在覃巴公社集中学习一天，就分成多个工作组，进驻各大队。我原本分在驻覃寮大队工作组，因驻米乐大队工作组一名从机关抽来的队员不愿当资料员，经工作团团长、时任吴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莫子明同意，我被允许与那名队员对调，我到了米乐工作组当资料员，他则到了覃寮工作组当队员。
米乐大队是半农半渔大队，只有米乐、那余、海岭共3条自然村，其中海岭是渔业村，每条村有几个生产队。米乐工作组共7人，组长是张振海，他职务是吴川县委委员、黄坡公社党委副书记、黄坡公社官江大队党支部书记。实际上是不拿工资(又称不脱产)的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挂上公社、县乃至省市职务，也是“文革”产物。工作组还有一名副组长、一名女队员、几名男队员。张振海和我驻米乐村。米乐村有4个生产队。米乐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一名大队干部是米乐村人。他俩，加上张振海和我，一人负责1个生产队。我负责的是问题较多的二队。
张振海和我在米乐村陈其英家中“三同”。陈其英是渔民，在村中，他一家生活算好，几年前已建起了砖瓦屋。张振海和我住在他家几平米的小阁楼里，很快就领略到臭虫(也叫木蚤)的厉害。他家大米不够吃，木薯丝干也当主粮，但为了照顾工作队员，木薯丝干只留给自己吃。为了不给朴实的村民添麻烦，张振海和我后来与村小学的校长一起开伙。再后来，工作组几人在大队部开伙。“三同”还有一同，是同劳动。有时我也和农民一起插秧、收割，学着驶牛耙田。一天傍晚，我还跟渔民出海，一夜“照火”打鱼，第二天一早载鱼而归。在大海里，我经历了晕船，感觉除了难受还是难受。但上岸后“自我感觉良好”。
米乐大队地处沿海，当年大队民兵营有“反偷登”任务。晚上民兵在海边巡逻，我们队员偶尔也参与其中。我还持枪当了一次“民兵”，参加实弹射击，100米的半自动步枪射击，从没打过枪的我居然三发三中，荣获优秀。
“路线教育运动”照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但群众对此并不重视，尤其是我负责的二队，甘当“后进”，每次开会反反复复通知，甚至到各家各户催来催去，也来不齐人。队里没有“阶级敌人”，没查出“阶级斗争动向”，也没发现“资本主义”。组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没效果。这可能与我工作不深入有关联。也幸亏我工作不深入，村民才少遭受折腾。
学大寨，是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的重头戏。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从此大寨和陈永贵成为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总结推广了昔阳学大寨、三年建成大寨式县的经验。于是，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学大寨、赶昔阳的群众运动。
对学大寨、赶昔阳，吴川也不甘人后。县委要求各公社结合“路线教育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快学大寨、赶昔阳的步伐。
覃巴公社走先一步，加紧动员布置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为保证集中人力物力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定“不许赶集”“不许缺勤”，连渔民到海边捕点小鱼虾也被禁止。结婚，还限制“送嫁姨”数量。不过，我们执行并不严格。渔民不听我们阻拦，下海捕点小鱼虾，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74年底，覃巴公社发出举行农民运动会的通知，比赛项目有乒乓球、篮球等，首先分赛区(毗邻几个大队为一赛区)举行比赛，再集中进行决赛阶段的比赛。覃寮、新梅、米乐三个毗邻大队为一个赛区。我和队员欧亚金参加了该赛区的乒乓球赛，我夺得单打冠军后，又和欧亚金合作夺得双打冠军。准备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之际，却接到覃巴公社关于“集中力量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消运动会决赛阶段比赛”的通知。
我是工作组资料员，主要职责是掌握“运动情况”，定期或不定期、电话或书面向公社“运动办”汇报。“运动办”要求资料员做到脚勤、口勤、笔勤。笔勤，我做到特别出色，经常写汇报材料，还写新闻稿，投给《湛江报》。为此，我多次受到工作团表扬。1975年春节前夕，覃巴工作团集中在县城(会场设在梅菉小学校园)开会，在作工作总结时，我听到工作团领导对我的表扬：掌握情况多，汇报及时。
除大会表扬外，我于1975年2月经覃巴公社团委批准加入了共青团，仅仅3个月后被评为覃巴公社团委表彰的优秀团员。随后，我分别被评为覃巴公社和吴川县学雷锋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运动结束时，我分别被评为吴川县和湛江地区先进工作队员。
我一下得了这么多荣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话实说，“路线教育”的工作，我没多做，“阶级斗争”“教育农民”，我也不会。先进和后进的差异，仅仅是后进队员懒惰一点。如有的干部常年呆在机关，舒服惯了，把被抽调搞“路线教育”当作受“惩罚”，有思想抵触，一天也不想在农村呆。不像我们知青，被抽调搞“路线教育”摆脱了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实属“荣幸”。
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历时1年零几天。运动中期，我们工作组就听说那余村藏有两尊菩萨。经过工作组长反复做工作，不停给大队干部施加压力，在工作组临近收队时，那余村的大队干部才将两尊菩萨供出。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尊菩萨已严重受损。收队时，工作组长对此津津乐道，称是“路线教育”的最重大成果。如今40年过去，吴川各地的菩萨早已重出江湖，甚至还游遍闹市的大街小巷。年逾8旬的张老对此一定感慨良多。
尽管工作队员有先进、后进之分，但“路线教育”工作队的纪律一直是十分严明的。每年县委都集中召开工作队员大会，一些违反纪律的队员被大会批评，甚至要上台作检讨。在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结束后，县委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一名在“路线教育运动”期间乱搞男女关系的男队员就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女队员虽没当众作检讨，也受到严厉批评。
第三批： 黄坡公社大岸大队
1975年8月，吴川县第二批“路线教育运动”圆满结束。短暂休整后，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于9月起在黄坡等公社开展。我和部分知青再次得到赏识，继续参加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
这次我被编到驻黄坡公社工作团，再分到驻大岸大队工作组，任资料员。组长叫高有年，是县工商局副局长;增设一名指导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名年青女干部，名秀兰;副队长叫黄信义，是国营大工厂副厂长，还有几名男女队员。我住在大队部，高有年住在大岸村一户贫下中农家中。大队部就在大岸村边，便于联系工作。
大岸大队毗邻黄坡城区，离黄坡粮所很近。开始，驻大岸村的几名队员在黄坡粮所的职工饭堂用餐，一天跑几趟。后来公社“运动办”说“不利于工作”，我们改在大队部自己做饭吃。
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期间正是“多事之秋”。阶级斗争被视为“纲”,纲举目张。我在大岸村也了解到“阶级斗争”的动向：一名“坏分子”竟然通过一些手段，取得了生产队的“话事权”，进而欺压贫下中农。我走访了一些贫下中农后，写出题为《坏分子黄x禧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疯狂反攻倒算的》的典型材料，上报公社“运动办”，得到“运动办”姓黄的主任好评，准备在“运动办”编印的《运动简报》上刊登。后由于黄x禧一亲戚在公社当干部，说我写的“材料”有点夸大，才没被采用。
运动初期，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1975年9月15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所在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
出席开幕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华国锋、陈永贵等。会议讨论了农业学大寨，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问题。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词并作重要报告，报告指出：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足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报告还提出：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
华国锋作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报告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报告号召：“苦战五年，到1980年，要求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其他的县也都要建成更多的大寨式的大队和公社。现在全国已有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今后五年内，除这三百多个县必须继续巩固、不断前进以外，全国每年平均要新建成大寨县至少一百个。”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大事，也是各行各业的共同任务，更是“路线教育运动”的重头戏。在此背景下，吴川县委于1976年初在县城召开了“学大寨”的三级干部(县、公社、大队)动员大会，动员建设大寨县、大寨式公社和大寨式大队。黄坡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和工作团领导、工作组长、资料员均参加了历时3天的大会，吃、住(家在城里的除外)、讨论都在我的母校吴川县第一中学。我们组的讨论地点恰巧在我读高一的课室。县委主要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建设大寨县的决心很大。会议期间还印发《会议简报》。我综合大岸大队干部讨论 “大干快上”的情况写成一篇简报稿，也被《会议简报》采用了。
会后，各地迅速组织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山坡上红旗招展，场面壮观。黄坡公社还组织干部外出参观取经，坚定不移地走大寨道路，树雄心，立壮志，重新安排山河;大干、苦干、巧干，改变落后面貌。
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要战略地位，全面整顿，导致引火烧身。我们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也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转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声讨“走资派”罪行。
百度一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该运动是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开始的。它是在“四人帮”煽动下由毛泽东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1976年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又称四五运动)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升级，神州无处不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
根据县“运动办”的意图，黄坡公社“运动办”要我写一篇大岸大队组织民兵或妇女或共青团员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典型材料。我不敢怠慢，风风火火地组织材料，以《大岸大队组织民兵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为题，完成一份2000多字的典型材料，发表在县“运动办”1976年10月编印的《运动简报》上。文中还引用了所谓大岸大队民兵在大批判时说的话：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广大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民兵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这段担心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话，当年频频出现在报刊上，成了亿万人民的“众口一言”。
抓班子建设，也是“路线教育运动”一项重要工作。运动后期，照例要改选大队党支部班子，要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成为“不走的工作队”。
第三批“路线教育运动”历时1年，于1976年8月底如期结束。工作队收队前，照例要总结、评选先进。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
第四批：吴阳公社那蒙大队
在筹备开展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之际，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死了。18日，吴川县城干部群众上万人在吴川一中足球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在烈日下举行，由于不带帽子，有人当场被晒晕。我收队休息在家，以自由之身在一中教学楼旁边的树荫下参会，免遭暴晒之苦。
追悼大会开过第二天，吴川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强台风袭击。《湛江市志》记载：(76)第19号强台风在湛江市区至吴川县之间登陆，风力12级以上，最大风速每秒44米，鉴江、九洲江暴涨。鉴江出现1949年以来的最大流量每秒4220立方米。湛江地区3200多条村庄78万多人被洪水包围，死亡56人，伤2872人，淹田360多万亩。
由于突如其来的台风洪水灾害，正在组建的“吴川县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工作队”摇身一变，变成了“吴川县救灾工作队”。县委首先组织了一次短期的救灾紧急行动，组成一个个救灾工作组，于第一时间奔赴灾情严重的村庄。我被派往受灾较严重的吴阳公社新勇大队，工作组共五六人，主要工作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灾后日常生活。
这次救灾紧急行动历时仅八天。紧接着，县委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救灾行动，组成几个救灾工作团，再分成几十个救灾工作组，进驻灾情严重的吴阳等几个公社的几十个大队。我被分在驻吴阳公社桥头大队工作组。到桥头大队后，工作组分配我驻谢屋村。
我的行李刚放下，就有谢屋村村民告诉我：有一户人家已断炊。我赶到那户人家一看，只见一家几口和衣躺在床上，了无生息。我一看情况紧急，马上找大队干部商量，艰难地弄到一小袋大米送去，使那户人家重新冒出炊烟。
吴川的灾情也牵动了上头。救灾粮食很快下发到公社，再下发到大队、生产队，发放给欠缺口粮的农民手中，避免了饿死人的事件发生。
救灾工作仅历时两个多月，算是“路线教育运动”的一段插曲。
1976年底，吴川县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在吴阳等公社开展。我被分到驻吴阳公社那蒙大队工作组，任资料员。组长是覃巴公社教办领导，指导员是县城一家工厂的副厂长，女的，还有几名队员。
正值“四人帮”倒台，“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上级布置给各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认识，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高潮。要求抓住“四人帮”歪曲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歪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大搞宗派阴谋活动、疯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败坏党的优良作风、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等几个方面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通过揭批“四人帮”诬蔑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的反动论点，解决好为革命种田的问题;通过揭批“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解决好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要求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大学大批促大干，努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那蒙大队，认识一名说普通话的特殊村民，他原本是“阶级敌人”，被判了“无期”，蹲了多年监狱才说是“误判”，被无罪释放。我几次向他了解为何蹲监狱，在监狱里头生活怎样。他对为何蹲监狱不吐一言，对监狱生活只说了一句：如果我说生活不好，是对社会不满;如果说生活好，等于说共产党把我养起来。像是文化人，说话很有哲理。
第四批“路线教育运动”历时八九个月如期结束，我们进驻的那蒙大队的揭批 “四人帮”、学大寨也告一段落。我们工作组评选先进队员时，一名来自农村的年青队员执意要当先进，并一再陈述“理由”据“理”力争，导致通常几分钟可完成的评选竟然进行了整整一上午。最终，经过无记名投票，那名工作实在不怎么样的农村队员无缘先进，而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
第五批：吴阳公社桥头大队
1977年下半年，按照上级部署，吴川县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在吴阳等几个公社同时开展。我和为数不多的农场知青队员马不停蹄地奔赴新的村庄，延续着“路线教育运动”生涯。我进驻的是熟悉的吴阳公社桥头大队，任资料员。桥头大队是县委书记阎富有蹲的点。挑选我到“书记点”当资料员，绝对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责任也特别重大。
我们工作组组长姓庞，是县委农村部干部；指导员是县商业局的秘书，姓李；还有县武装部的官员、机关干部。我和庞组长驻离大队部很近的大井头村，住在一户贫下中农家中。这家子住房宽裕，有空置的房子。我和组长住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留一间八九平米的房子给阎书记住。
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期间，我国发生重大变革。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复出后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领导和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我在农村基层，对上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知之不多，拨乱反正也没见大动作，“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依然是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的复出，对我而言最大的改变是恢复高考，改变了始于1966年的十多年废学局面。
在不影响“路线教育”工作的前提下，我花几天时间复习了功课，并于1977年12月11、12日回县城参加了“文革”后首次高考。高考结束，马上回到大井头村。
由于是县委书记蹲的点，县委农村部也委派几名干部到桥头大队开展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和我们工作组一起吃住、一起工作。他们住了一个多月，快要离开时，我听见他们说：没多少典型事例，不打算写典型材料了。我自认能挖掘出“典型”事例，当天就以在“路线教育运动”中加强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为主线，运用平时收集的一些素材，写出一份3000多字的典型材料。这份典型材料很快被县委刊物《吴川通讯》采用。
阎书记由于工作忙，几个月时间仅来过一次他蹲点的桥头大队，大井头村留给他住的房子一直空置着。那天，他到了大井头村，也没进他的房间，仅仅踏进大门，然后坐在小凳子上。看了我被《吴川通讯》和吴阳公社《运动简报》采用的多篇稿件，他要求我以后要多写。
第五批“路线教育运动”直到1978年下半年才结束。当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1979年起，吴川数十万农民才真正结束“文革”的恶梦，一步步摆脱贫穷，走上致富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已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大一。1977年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和许许多多人的命运。1978年3月，我在离开校园将近五年后，离开了桥头大队，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广州，在中山大学开始了大学生涯。
也是从1978年3月起，我终于结束了我的“文革”生涯，开始了新的生活。
对“路线教育”的反思
《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者：佚名)一文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深刻反思。文中指出：这条党的基本路线不切实际地估计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形势，错误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对党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所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3年到1965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一系列政治批判和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这条基本路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极坏的作用和影响，使党和国家在各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普及大寨县”——一场流于形式的运动》(新华网浙江频道)一文对“路线教育运动”进行了反思。文章说：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在农村继续进行基本路线教育，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重庆市云阳县《中共云阳地方大事80件》一文反思“路线教育运动”：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进行，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取缔，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山文史》第53辑《对中山“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回忆》一文(作者蒋国耀)反思“路线教育运动”：仍然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政策上批“三重、三轻”，即批判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生个人轻集体及在经营管理上批“分、包、标”，批“弃农就商”“转手卖买”等。这样一批，农村出现“以粮为纲”绝对化，粮田面积增加，经济作物和副为生产减少，劳动力投入过多，社会经济效益减低的状况。由于这些运动都是贯彻“左”的决定和指示，均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严重地打击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
十、三餐难求（1966年至1978年）
2015年10月30日，我撰写的第10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三餐难求
民以食为天，是国人常说的汉语成语。中国人对“食”的重视程度恐怕是世界第一，这与我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从前经常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人有很大关系。
我出生在1955年，尽管生活在县城，父母亲都有工作都有稳定工资收入，依然经历了饥饿的童年。六七十年代是我的青春少年时代，是长身体时期，虽告别了“大饥荒”，但食物依然十分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品和副食品，许多时候连一日三餐也可望不可即。同是城镇家庭，如果双亲没有工作，或者单亲有工作而人口多，要维持生计、解决温饱，是难上加难。而广袤农村，数亿农业人口连基本口粮也无保障，更难以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
总而言之，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我们的食物十分匮乏，日求三餐实属不易。只是那个时代的人听党和国家的话，习惯于过苦日子，善于精打细算，适应能力特别强，即使饿肚子也无怨言。
口粮定量 难以果腹
对食而言，粮食最为重要。六七十年代，城里人吃粮都凭《粮食供应证》。我居住的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人们称之“米簿”。
据考究，1955年，国务院为了“贯彻粮食计划供应政策，健全市镇粮食供应制度，提倡粮食节约，保证粮食的合理分配，以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下发《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其中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居民口粮为：
一、特殊重体力劳动者：45至55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50斤；
二、重体力劳动者：35至44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40斤；
三、轻体力劳动者：26至34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32斤；
四、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24至29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28斤；
五、大、中学生：26至33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32斤；
六、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22至26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25斤；
七、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16斤至21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20斤；
八、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11斤至15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13斤；
九、不满三周岁的儿童：5斤至10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7斤。
吴川县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然而，我们居民的口粮达不到国务院确定的供应标准。我们吴川居民的口粮供应标准为：十周岁以上居民，乃至初中学生、高中学生，每月口粮仅20斤；机关干部每月26斤，护士27斤，医生、工人30斤。我直到18岁那年上山下乡到水果场落户，每月口粮才由20斤提高到30斤。
当年，吴川县城只有四个粮店，供应给居民的口粮通常是大米，偶尔搭配面粉，有一些日子还搭配玉米粒。粮店供应的大米每斤1角多钱，称之“牌价米”，凭《粮食供应证》就近到粮店购买。我们经常吃的三号米每斤0.142元，不常吃的二号米每斤0.151元、四号米每斤0.138元。
粮店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大米都是陈年米，吴川人称之“旧米”。新米只有种田的农村人才能吃到。偶尔，有农民拿一些新米到农贸市场卖，价钱要贵一倍以上，绝大多数人吃不上。“机关干部食坏米”，是吴川当年一句俗语，既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也责备机关干部无作为。
当年，城里人明显比乡下人高贵，《粮食供应证》就是身份的象征。如果说每月20斤口粮难以填饱城里人的肚子，那吴川数十万农民的一日三餐就更没着落了。由于“农业学大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生活水平全面下降。据我1974年至1978年在吴川农村所见，数十万农民顶多是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勒紧裤带大干社会主义”，是饿着肚子呼喊的豪言壮语；“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是吴川数十万农民的真实境况。遇到灾年，还得靠上头发放救灾粮，解决无米之炊，吴川灾民才得以活命。
六七十年代 ，吴川之外的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据网民披露：1978年，全国8亿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300斤毛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中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人均收入 贫富有别
六七十年代，吴川的城镇居民基本靠工资生活，工资高、人口少的家庭，生活相对好点。如吴川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如珍是南下干部，月工资100多元，他妻子也有工作，工资70多元，由于没孩子，家庭人均月收入高达80多元，堪称吴川首富。可惜他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监禁，不久就自杀（或他杀）身亡。我岳父岳母当年工资加起来也将近170元，但有一儿四女，家庭人均月收入仅仅20多元。我父母月收入共102元，全家五口，人均月收入20.4元。
1963年至1966年，我家居住在吴川县委大院，有时候吃在县委饭堂。县领导在饭堂吃“小灶”“中灶”，其他干部及家属可以在饭堂开饭。早餐有稀饭和包点，午餐和晚餐通常有几个菜可选择：5分钱是豆芽菜，1角钱是青菜肉片，2角钱是排骨，3角钱是红烧肉。几口之家多是自己做饭，可省点钱。
当年，在吴川县，人均月收入20元以上的家庭不多，算是富裕家庭。月均收入20元的家庭基本可保证一日三餐，填饱肚子。然而，除了父母亲失去自由的日子外，父母亲都长年下乡，母亲不下乡时还要上夜班，我和妹妹、弟弟很多时候吃不上早餐，午餐和晚餐也时常吃不饱。我和妹妹几岁时就学会买菜做饭。
1973年12月19日，我上山下乡落户吴川县的（黄坡）水果场，月工资是18元。一日二餐干饭，十天半月才能吃到几片肉。这一日二餐已花去工资的七成。每天一大早，我们就在生产队长催促下饿着肚子干重活，以致一天24小时都感觉饿。某天，生产队开会，有个老实巴交的男知青（我初中同学，姓萧）实话实说：如今别无所求，只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大家都觉得好笑。我想说没说：革命知青哪能没理想没抱负？共产主义还等着我们去接班哪！事实上，当年一日三餐真的的难求！
吴川居民通常是男主外，挣钱养家糊口。家庭主妇和女孩子除做家务外，还做纺纱、编织等手工，帮补生计。当时，工人月均工资约40元，大部分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在10元以下，有的甚至在5元以下。居民通常是一日三餐，早饭和午饭一起做，十有八九是咸菜就稀饭。居民通常吃完早饭才去干活，中午回家再吃点剩饭。而学生通常是9点钟后放学才回家吃早饭，下午上课前再吃一点剩饭。晚餐要吃上干饭也不容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而在吴川农村，农民靠出勤挣工分，出勤一天通常挣6至10个工分，1个工分分红几分钱或一二角钱，有的甚至零分红。据统计，吴川农村家庭的人均月收入绝大多数在10元以下，有的低至二三元，乃至零收入。
落户水果场期间，我从1974年3月下旬至1978年3月上旬被吴川县委抽去参加第一至第五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部分时间与农民“同吃”，领略到农民“吃”的艰辛。“同吃”时，我们都被安排到村中生活最好的农民家中，按规定，每人每天交4角钱、1斤粮票，善良的农民也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吃好。然而，我们在农民家中“吃”的还达不到水果场的伙食标准。与农民“同吃”不到4个月，我称称体重，只有92斤。后来，我们自己做饭吃，尽管只是一日二餐，我体重也增至100多斤。
以下一段文字也是吴川农村的真实写照——
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肉类奇缺 近海吃海
六七十年代，吴川最缺的是肉类。买猪肉，要肉票，城里的居民每人每月只分配四两肉。猪瘦肉每斤0.98元；猪排骨和半肥半瘦肉每斤0.81元；猪头骨每斤0.08元，其他猪骨每斤0.15元、0.2元、0.46元不等。县城基本没有高价猪肉卖，有时有牛肉买，不用票。赶集日也有鸡蛋和活的鸡鸭鹅卖。鸡蛋几分钱一只，鸡每斤1元左右，鸭每斤0.8元至0.9元，鹅每斤0.6元至0.8元。一个集日，父亲从市场买回一只活鸡，鸡肚子里竟然被灌满了铁砂，单是铁砂就重1斤。
食油也奇缺。吴川城里的居民每人每月只定量四两油，凭《粮食供应证》去粮店购买，通常是花生油，每斤0.85元。
买食糖也要票。六十年代后期发过一本《副食品供应证》，只能买食糖等几种副食品，份量也很少。
吴川县城附近有多条村庄，农民长年种菜，也长年挑菜到城里卖。因而，县城几个菜市长年都有蔬菜卖，居民不愁没蔬菜吃。青菜通常每斤几分钱，有的低至1分钱1斤。
在食物奇缺的年代，吴川人得益于近海吃海。天气好时，市场每天都有海鲜卖，价钱很便宜。大龙虾、大黄花鱼每斤才几角钱。有时候，海鲜摆到繁华的十字街头和现在的解放路两旁。黄花鱼多时，一些家庭还买回晒鱼干，留作以后慢慢吃。
据我所见，农渔民到市场出售自己的农渔产品也会受到干预，市场也有“城管”（市场管理员）。一次，我在离家最近的菜市买菜，一市场管理员突然没收一渔民的海鲜，当即在管理处按牌价公开出售。旁边一些人争先恐后的排起了队，我也紧随其后。由于没收的海鲜仅10多斤，轮到我时只剩下一条很差的鱼（鱼皮有“沙子”），叫“大尾根”鱼，牌价每斤0.07元，我仅花1角钱，就买回那条1斤半重的大鱼。
上等工作 易获食品
六七十年代，吴川县城的副食店基本是国营的。由于食品、副食品奇缺，售货员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较容易获取紧缺的食品、副食品。在副食店当售货员，公认是上等工作。
当年，椰子也不容易买到。有市民到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副食店问：“有椰子卖吗？”一名中年女售货员答：“我都没椰子吃，你还想吃椰子？”女售货员的牙齿“刨”（哨牙），使人们联想起刨椰子的工具。此后，女售货员的话一直在坊间流传，既是笑料，也是当年食物奇缺的证言。
吴川是月饼之乡，制作月饼已有几百年历史。1965年，我花2角5分钱在县城鉴江饭店买过一只五仁月饼，吃着美味的月饼，走遍了周边的大街小巷。此后多年，我没留下吃月饼的甜蜜记忆，却留下买饼未遂的苦涩。
那是1975年中秋节前夕，我途径县城汽车站（现一运车站）对面的国营副食店时，看见店里有拖罗饼卖，卖饼的是高中同班同学，姓谭，柜台前只挤着十来个人，争先恐后地掏钱买饼。我挤进人丛，亲近地呼唤着同学的名字，想买几只难得一见的拖罗饼。没想到，近在眼前的谭同学连眼角也不看我一下，任凭我白叫唤、干着急，1角钱一只的拖罗饼最终没能吃上。
在国营副食店当售货员的谭同学也没风光多少年。九十年代初，他就下岗，后因与他人发生债务纠纷，据说自行吊死在纠纷人家的大院，很惨！
宰猪，也是当年的好工作。吴川县城流传着一句童谣：你娘嫁给宰猪佬，又有猪心猪肺煲红枣。令人对宰猪职业十分羡慕。
七十年代初，我的邻居生了一个男孩，为了往后能吃上“猪心猪肺煲红枣”，特地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宰猪佬。
地不种果 “望桃止渴”
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以粮为纲”，除了屋前屋后，地里基本不种果。因而，水果奇缺，百姓很难吃到。
我居住在县委大院时，大院种着几棵杨桃树，小孩子经常“望桃止渴”。遇上刮台风，会有杨桃掉下，我捷足先登捡过几次，顶风冒雨也在所不辞。
当年，我买过几次水果，每次都留下深刻印象。如1968年的一个赶集日，我在农贸市场买过一个西瓜，每斤5分钱，重4斤，花去2角钱，西瓜很甜。稍后，我在县城十字街头再从农民手中买过一个西瓜，每斤7分钱，重8斤，花去5角6分钱，西瓜却不甜。1977年，我到县武装部给一位参谋送文件，遇上武装部正在分杨桃，他关照我，让我也称上2斤，每斤是1角5分钱，花去3角钱。
难得吃一次橙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1969年的一天，父亲拿回一只橙子，他把橙汁吸干了，我和妹妹还争着要，结果父亲给了我。没汁的橙子我吃得津津有味，却不担心父亲会把陈年肺病传染给我。
少年时代还有几次吃水果，是在姑姑来我家探亲的时候。姑姑居住在湛江市区，她每次来我家探亲，都利用熟人的关系，从湛江一家制作菠萝罐头的罐头厂拿到一些菠萝芯，远道带给我家人吃。菠萝芯既不甜又硬，但每次都三下两下就被吃个精光。
1973年我落户水果场时，只见荒凉的岭地种着还未结果的橙子树。由于几个月后我被抽去农村连续参加4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运动期间考上大学，我一直没看到水果场收获水果的一天。落户水果场几年，没吃过场里的水果，难以令人置信，也算是人生一憾。
如今，吴川城乡依然种着杨桃树。每年秋冬，成熟的杨桃挂满枝头，却少人采摘。屋前屋后，时常看到成熟的杨桃掉满一地，颇感可惜。
喝水不易 夜宵何求
我们这代人，知道“杯水主义”。它产生于俄国，是一种性道德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
然而，六七十年代，国人要喝一杯水也不是容易事。普通人家连热水瓶也没有，热水瓶要凭工业品票购买，价钱也不菲。
我读小学时，家中没有热水瓶，每天起床都是不吃早餐、连水也不喝一口就走路去上学。七十年代后，热水瓶才成为结婚时女方的嫁妆，或男方准备的生活用品，逐步进入城市的家庭。
热水瓶进入农村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事。1974、1975年，我到吴川县覃巴公社米乐大队参加第二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在百多户人家的米乐村看不见一只热水瓶。晚上口渴难耐，偶尔跟着工作组长张振海，到村民家中讨水喝。村民或者生火为我俩烧开水；或者让我俩喝晚餐剩下的米汤。后来，我到黄坡公社大岸大队参加第三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我自带一只“行军壶”，自行解决了喝水的难题。
六七十年代，一日三餐实属不易，自然很少有人吃夜宵。记忆中的一次吃夜宵是在1975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即将离开水果场参加第一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时候。不知是哪位知青弄到几只白萝卜，晚上就用水煮萝卜做夜宵，知青们见者有份，吃得津津有味。煮萝卜时，姓李的美女知青穿着单薄的上衣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令男知青们近距离领略到“秀色可餐”的真谛。吃完盐水煮萝卜，大家依然很兴奋。可惜煮萝卜时没经验，盐下多了几倍，第二天起床，知青们个个都眼肿得吓人。
当年，国人生活得十分清贫，难以填饱肚子，但由于我们每天听到的都是“统一口径”，大家都相信：中国人民最幸福。大家都相信：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救。
直到1980年，我母亲从港澳探亲回来，说起港澳亲人喝汤时通常不吃熬过汤的肉时，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但随即明白：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并不是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今天，我们的生活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但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可谓换了人间。千家万户已解决温饱，赶上骨头比肉值钱的时代，乃至过上“只喝汤不吃熬过汤的肉”的生活。然而，为数不少的一群人，整天叫唤着要开历史倒车，要重新回到食不果腹的年代，真不知这些人居心何在？
十一、蜗居生活（1966年至1978年）
2015年11月13日，我撰写的第11篇我的“文革”岁月系列文稿在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蜗居生活
（摘要：我独自住在有三个大“陷阱”的二楼，实际居住的只是容纳1张小床的几平米地方，不是“蜗居”更是“蜗居”。一不小心，还会从二楼摔到地下，“一失足成千古恨”，甚至连性命也难保！）
百度一下“文革时期的居住状况”，会读到如下文字：
——一般职工，一家1间房。未婚住集体宿舍。处级以上人口多的，配2间房。都是公用浴厕。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建筑工程部被解散，大批建筑设计材料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销毁;宝贵的建筑材料，包括高质量的钢筋水泥、大理石，被用来建造领袖像、“忠字碑”、“万岁馆”，难以再顾及民宅建设，一般的普通民居提倡采取所谓“干打垒”的方式建造。
——由于十年动乱，加上50～60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民宅建设不重视，延续到70年代末，解放已经30年，全国3400个城镇新建住宅的建筑面积仅 4.93亿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多数家庭，父母与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四代人同居一室是常见现象。现在的中年人，如果问他当时的感受，大多数人会有两个回答：婚后无房，与父母同住;或者：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到70年代末，全国城镇住宅面积约40亿平方米，其中解放后新建的仅占百分之十几，就是说，当时全国城市绝大部分人住的是解放前的房子，陈旧不堪，杂乱无章。再加上50年代盲目鼓励生育，70年代进入生育高峰，子女多了住不下，院子里搭出个坯间，或者盖间小厨房，腾出原来的厨房住人，能想的法子都想到了。于是，迫于人口与住房的矛盾，大杂院出现了。大杂院里通常住着10多户甚至更多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有些是不分男女的，很不方便。
这些文字，也是广东吴川人居住状况的真实写照。
我父亲是广东阳春人，于1961年在湛江市无辜受处分，被发配吴川县，在吴川县委农村部工作。
1963年3月末，我全家五口团聚吴川，分配的住房是县委大院内离县委农村部很近也离猪舍很近的两小间旧房子(此地后来建起吴川档案局大楼)。
当年，县委大院内除了一栋新办公楼外，其余的都是旧房子。县委书记和其他大官住的都是平房，一家几口挤在一两间10多平米的旧房子里。我岳父任副县长、农业局局长等职务，全家七口挤在1间不到20平米的旧房子里，房子里共摆着4张床。
无论是大官，还是普通一兵，住公房都要交房租，通常1平米每月要交一二角钱或几角钱。
文革初期，母亲工作单位县中医医院搬迁新址。为了照顾要上夜班的母亲，全家搬进中医医院新建的两层宿舍楼，五口人挤在1楼仅10多平米的1间小房，房子里摆着1张用条凳支起的木板大床，1张两层的架子床，连柜子也没有。弟弟直到8岁时依然和父母同睡一床。同住中医医院宿舍楼的多户人家共用1个不足10平米的小厨房，离宿舍楼约有30米远。一日三餐，大家都要往返几趟，把做好的饭菜端进居住的小房，在房间中央支起小而矮的饭桌用餐，吃完饭再收起。遇上刮风下雨，端饭端菜更是举步维艰。大家共用的厕所离得更远，夜晚如厕艰难，刮风下雨如厕更艰难。
那时候，有固定工作的吴川居民一般是向所在单位申请分配住房，往往是僧多粥少;如单位无房分的，则靠房管所分配住房。而房管所的房源更是有限，靠房管所分配住房很难。县城绝大多数居民没固定工作单位，居住的是祖上遗留下的私房，建于四五十年代或更早，低矮，没通风巷，透光差，没卫生间。几代人居住在一起，床尾通常放一只瓦缸拉尿。拉的尿还能卖钱，每天大清早，会有中老年农民大声吆唤着“尿么”，挨家挨户收购尿作肥料。1瓦缸尿的收购价是三四分钱，卖尿的通常是小孩子或老人，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这些人家，家中成天弥漫着尿液难闻的气味。
由于不可能再分到房子，在我14岁的1969年，父亲终于下足决心，要建栖身之所，告别蜗居。那年月，吴川建房的居民比当今资产过亿的吴川富豪还少，政府部门鼓励居民建房，免费提供宅基地。父亲经过申请，在政府规划的“长寿岭”住宅区(现市区长寿路旁)取得一块宅基地。随后，父亲回了一趟老家阳春县，拆了一间半倒的房子，拉回旧木条作建房的木材。再到梅菉船厂买回报废的钢丝绳，替代钢材。全家大小到山坡捡了几个月石子，替代做预制水泥梁、水泥板的碎石。父亲再请来远在阳春县农村的外甥、外甥女，加上我和妹妹，用两辆平板车到10多里外的砖瓦厂买回最廉价的次品砖瓦。1969年10月，在我和妹妹好不容易才搭上读初中的“末班车”的时候，我家的“告别蜗居”工程动工了。看工地要人，我共请假50多天照看。妹妹每天上学，书包里也装满一路上捡的石子。全家人辛劳1年多，除了因资金已“山穷水尽”，二楼楼面尚欠缺十几块需预制的水泥板，开了3个大“天窗”，厨房临时搭建外，新居基本建成。
我家建的二层楼房，即使精打细算、自己动手，也要耗资2000多元，那时是个天文数字。除了父母的积蓄外，这钱大部分要借，借钱却比登天还难。父亲曾写信向在湛江工作的妹妹借钱，他妹妹回信：现在建房不是时候，不如再等一二十年，一起建房安度晚年。幸亏母亲有个好妹妹，我的好姨姨。姨姨年幼时别无依靠，一直跟随我母亲艰难度日，在我家同甘共苦七八年之久。文革前，姨姨才首次到港澳探亲，随后留居香港。我家建房需钱之际，姨姨伸出了援手，几次慷慨解囊，寄钱寄物给以资助，才使我家实现了建房梦。
1970年“五一节”，我全家五口终于告别了蜗居生活，如愿搬进了新居。
新居有楼上楼下，共有4房2厅，屈指算算，人均面积多达20平米，绝对是当年的住房富裕户。可现在回想起住进新居头一二年的日子，还有几分后怕：
我独自住在有三个大“陷阱”的二楼，实际居住的只是容纳1张小床的几平米地方，不是“蜗居”更是“蜗居”。一不小心，还会从二楼摔到地下，“一失足成千古恨”，甚至连性命也难保!每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走过有“陷阱”的客厅，再小心翼翼地走进有“陷阱”的小房，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上小床，一觉就睡到大天亮。由于每时每刻都小心谨慎，我“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成功避免了发生“安全事故”。
搬进自建的新居后，全家也第一次体验到用瓦缸小便的生活。由于新居没建卫生间，而“长寿岭”的公厕在岭脚，离我家约150米，全家人只能在屋边自家的地盘自备一个瓦缸小便。每天，在中老年农民“尿么”的吆唤声中，将保存的尿按质论价出售。有时候尿液被雨水淋淡，白送给农民也不要。尽管尿缸子只是放在屋边，尿液难闻的气味也不时弥漫在空气中，弥漫进屋内。后来，我家建了卫生间，尿缸子理应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好心肠的母亲依然用尿缸子存小便，无偿送给收尿的农民。家中依然不时弥漫着尿液难闻的气味。
住进新居后，由于欠下巨额债务，全家开始了一段时间艰苦奋斗的生活。先是在屋边自家的一角地里种菜，省下部分买菜钱。看见屋前和屋边已规划为宅基地的地块暂时没人建屋，也没人种庄稼，就抓住机会，分别种上红薯和花生。几个月后，红薯和花生均取得好收成。其中最大的一只红薯重1斤3两，舍不得吃，放着窗台上展示。收获的红薯苗除选取一段作种苗外，余下部分还可作猪饲料。在赶集日，我独自将之挑到农贸市场出售，一次挑四五十斤，卖得二三元或四五元钱。我家还买回几只小鹅饲养，每天赶着小鹅到草地吃草，或买或到地里捡小红薯作鹅饲料。几个月后，小鹅终于长成大鹅。由于缺钱，除了留1只最小的鹅自家吃外，其余几只拿到农贸市场出售。为节省运费，我和妹妹赶着几只活生生的大鹅，沿着如今的长寿路、解放路，一直赶到农贸市场(如今市区同德城正门前)，再用竹子做成的围栏把鹅围起来，等待买主。刚把鹅围好，就来了个经营烧鹅的大买主，讨价还价后以每斤6角多的价钱一下就买了四五只。剩下1只很快被一名干部或教师模样的中年人买走。算算，五六只舍不得吃的大鹅只卖了20多元钱，一路上赶鹅还冒着好大的风险!
在全家为欠下的债务发愁、盘算着艰苦奋斗的岁月何日到头之际，母亲的好妹妹、我的好姨姨再次伸出援手，慷慨解囊寄回大额外汇，帮助我家还清欠下的全部债务。
我家经济好转后，当务之急是堵上二楼楼面的三个大“天窗”。买回钢筋水泥和沙石后，就在我家附近的空地上，按原来的尺寸预制了十几块水泥板，再一块块搬到二楼。从堵上三个大“天窗”之日起，全家人才真正告别了蜗居生活。
此后，我因上山下乡离家落户几十里外的水果场，后被抽去农村连续参加4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又在果场、在农村，开始了新的蜗居生活。
1974年至1978年，我在吴川农村共生活了1400多个日夜，也见证了吴川农民的真实居住状况：数十万吴川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城里人更糟糕；广阔农村几乎看不见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民居，仅有约二三成农家建起红砖瓦屋，其余农家居住的是泥砖瓦屋或泥砖茅草屋。
如今，吴川各地的农家已相继建起媲美城市的高层住宅楼，一些农村还保留着六七十年代的泥砖茅草屋，作为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物证。如吴阳镇蛤岭村的村民，六七十年代居住的全是低矮的茅草房，居住环境恶劣。近年，该村已建成吴川乃至全国最美的新农村，并于2009年建成举世无双的新农村展览馆。展览馆二楼是“昔日蛤岭”“今日蛤岭”展厅，通过今昔对比，展现了蛤岭村几十年的变化和发展。而“昔日蛤岭”展厅，依然摆放着该村村民六七十年代居住的低矮茅草房。
朋友，要看吴川新民居，请到吴阳蛤岭村来!
朋友，要看吴川旧民居，也请到吴阳蛤岭村来!
十二、我的“文革”不是10年而是12年 （1966年至1978年）
2016年7月18日，我撰写的第12篇“文革”系列文稿在共识网发表，全文为——
黎劲风：“文革”不是10年而是12年
（摘要：1974年至1978年，我以知青身份被抽调参加工作队，在吴川的广阔农村亲历了4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见证了1977年、1978年，还是以“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纲领。）
百度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多少年”，给出的一个答案是：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部分史学家认为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认为文革在1974年周恩来、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结束。不过，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般都认定文革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
对“文革”历时多少年? 也有不同认定——
人民网安徽频道2014年9月9日发布的《1978年邓小平与华国锋激烈交锋20天》一文（http://ah.people.com.cn/n/2014/0909/c358327-22243981-3.html）写到：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1978年一次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的讲话明言：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016年7月16日，我百度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多少年”后，从1robot的新浪博客中读到《“十年动乱”不等于“十年文革”——也谈“文化大革命”历时多少年》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8f4d20102vlfe.html）。文中说：从历史存在意义上来看“文化大革命”，它应该是由毛泽东通过党内合法程序发动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或者党中央，都没有明确这场“政治大革命”的时限。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会因为毛泽东的逝世而消失。只要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实践“文化大革命”。……所以，如果考虑1977年、1978年党还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纲领，以及实际工作中执行“抓纲治国”路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作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 “文化大革命”，其结束的时间应当是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12月。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历时十二年。
我今年61岁，也亲身经历了“历时12年”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1岁。1966年至1978年一直居住在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的我，亲历了这场给数亿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浩劫。期间，我亲历了停课失学、大串连、大辩论、大字报、上山下乡、“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见证了文斗武斗、红歌与忠字舞、红色恐怖和大屠杀，还有饥饿和贫困。尤其是在1974年至1978年，我以知青身份被抽调参加工作队，在吴川的广阔农村亲历了4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见证了1977年、1978年，还是以“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纲领，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普及大寨县，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村被折腾得一穷二白，农民乃至居民不得温饱（参阅《黎劲风：亲历4年“路线教育运动”》。
2011年，我以打工者的身份破格当选吴川市政协文史委委员后，我开始收集整理“文革”期间的史料，于2014、2015年间，综合史料和我在“文革”期间（1966-1978年）的亲身经历，写下了11篇网文，发表在共识网等网络。
我的亲身经历完全证明“文革”结束时间正如1robot在《“十年动乱”不等于“十年文革”——也谈“文化大革命”历时多少年》文中所言：如果考虑1977年、1978年党还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纲领，以及实际工作中执行“抓纲治国”路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作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 “文化大革命”，其结束的时间应当是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12月。
我的亲身经历也与1robot之说不谋而合：“文化大革命”共历时十二年。
《黎劲风：“文革”不是10年而是12年》一文末尾，还附上我的“文革”系列文章题目：
1、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停课闹革命 共识网 2014-08-20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gjian/20140820111611.html
2、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革命大串连 共识网 2014-09-1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gjian/20140918113381.html
3、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两派大辩论 共识网 2014-10-1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41017114815_all.html
4、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革命大字报 共识网 2014-11-14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114116217_all.html
5、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从文斗到武斗 共识网 2014-12-12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12117408_all.html
6、我的“文革”岁月之红色恐怖 文章阅读网 2015-03-18 http://www.duwenzhang.com/plus/view.php?aid=319837
7、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红歌与忠字舞 共识网 2015-06-25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50625126107_all.html
8、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落户水果场 共识网 2015-08-15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50815127939_all.html
9、黎劲风：亲历4年“路线教育运动” 共识网 2015-09-1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50917128979_all.html
10、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日求三餐 共识网 2015-10-30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51030130122_all.html
11、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蜗居生活 共识网 2015-11-13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51113130485_all.html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