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六人谈(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非虚构小说，不论是《冷血》还是《刽子手之歌》，都在某种意义上启发了美国民众对自身生活和精神形态的思考。它们不单单是在描述一个罪犯，而是在发掘罪犯后面汹涌的美国精神。

《人民文学》二〇一〇年第二期设置“非虚构”栏目，试图让“非作家”和普通人也参与进来，但多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非虚构”已经成了一种另类的“知识分子写作”。

无言的历史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一种新的、与历史和集体记忆密不可分的“文学性”正在慢慢生成。

梁鸿：非虚构与生活

我自己兴奋于非虚构的写作，主要在于我非常渴望一种行走的生活。我渴望到一种生活内部去，它广阔的向度，抽丝剥茧般的层层递进又歧义丛生的逻辑，越来越深远的历史性，越来越复杂的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样态。我喜欢这种不可知性，犹如探险。

有时候，非虚构写作就好像一种行为艺术。当年奈保尔为写“印度三部曲”，不断重新回到印度，他陌生的但又是他来源的印度，他住在一个小宾馆，在贫民窟里穿梭，他在印度大地上辗转，以目之所见思考宗教、世俗社会与印度普遍人生的关系，在书中，有一个鲜明的“我”，带着先验的知识和偏见，但同时又怀着不可抑制的激情，（面对“故乡”？“古老文明”？）有时候他愤怒异常，有时候又喋喋不休，反复描述一个场景、一个人，犹如定格。他喜欢把印度大地上的某一个人的形象定格为一种文明形象，永恒的卑微，或永恒的神秘，同时他又致力于打破这种神秘 （这是他写作的最初宗旨），他既建构又解构，既肯定又否定。正是这种矛盾的情感，使得“三部曲”幽微深刻，耐人寻味。我想，我们可以说奈保尔有偏见，但我们不能说奈保尔写的是虚假的。因为，即使如非虚构写作，所涉及的也不只是生活本身，同时也是关于生活的理解和思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 《二手时间》《锌皮娃娃兵》好像一个人在村庄里游荡，她是听故事的好手，每个人都愿意找她倾诉，愿意在她面前哭、笑，愿意和她聊自己最隐秘的情感，她把这些故事一个个梳理出来，看到大地上的千样人生，看到政治与人之间复杂的纠缠。有时候，她又好像是城市大妈的一分子，在厨房里，洗菜做饭的时候，干完家务坐下喝杯茶的时候，和自己的亲人或邻居姐妹，窃窃私语，她们谈丈夫，谈儿子，她们说起那些似乎没来由的担心，柴米油盐的艰难，某一瞬间的崩溃，这些话通向四面八方，没有宏大主题，带着厨房的牵牵绊绊，枝枝蔓蔓，最终走向历史与自身。历史从来都是有待去发现，从来都是未完成的，而不是完成时。

非虚构文学在很多时候是在与自我作战。内心观念越强大的人，越是面临挑战，因为现实的复杂性会不断冲击你既有的知识结构和情感框架，而那些没有内心观念的人，又无法去发现生活，无法走向生活的深处。我们想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非虚构小说，不论是《冷血》还是《刽子手之歌》，都在某种意义上启发了美国民众对自身生活和精神形态的思考。它们不单单是在描述一个罪犯，而是在发掘罪犯后面汹涌的美国精神。

很多人把非虚构文学自然等同于现实主义文学，其实还是应该有更加准确和更加清晰的认知。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既被看作是一种叙事方法，同时也经常被等同于关于生活本身的描述。用这样的观念再来看非虚构文学，好像恰恰就是现实主义的。但我想说的是，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大统一的硬核一样固定的、不可撼动的东西，相反，现实是混沌柔软、模糊难辨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应该包容并去描述生活中不可捉摸的触角，它应该是毛茸茸、湿漉漉的，充满弹性和可能性，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性的东西。就像我们在阅读奈保尔或阿列克谢耶维奇时，我们不会想到它们是现实主义的，我们想到的是，生活像潮水一般，不断涌来，每一次涌来都携带着新的泥沙，新的微生物，新的漂浮物。它们都预示着：远方，或者就是当下，你脚下的这片土地，这片海，还有很多我们尚未发现的、尚未思考的事物。

甫跃辉：现成好故事与小说虚构性

王安忆老师在纽约大学东亚系曾就“虚构与非虚构”做过一次演讲（见《王安忆：什么是虚构？什么是非虚构？》），演讲中举了三个“非虚构”的例子。第一个例子，铜雕女孩丢失后的不堪命运；第二个例子，小区里的一只八哥，始终学不完整两句连贯的旋律，学会第二句又忘了第一句；第三个例子，小区里面色憔悴的老人每天健身，很长时间后，方显得面色红润。在我看来，第一个例子讲的是非虚构的“非理想”，第二个例子讲的是非虚构的“不完整”，第三个例子讲的是非虚构的 “渐进性”。与此相对应，王老师认为，“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无秩序的时间里，要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当然不可能‘正好是完整的’，所以‘攫取’这个词应该换成‘创造’，就是你，一个生活在局部里的人，狂妄到要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周期。”王老师的演讲对我启发很大，她为“虚构”提供了非常好的理由。但我又想，虚构可不可以不完整？

我们都知道契诃夫的著名论断：“在前面写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支猎枪，那么这支猎枪在最后一定要射出子弹。”这即是对故事完整性的要求。但子弹非要射出吗？那支猎枪能不能一直挂在墙上，一再写到，却永远不射出一粒子弹？这种不完整，或许更接近现实。这是“非虚构”对“虚构”提出的一大挑战。

回头再看王老师所举的另外两个例子，或许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相反”结论。“非虚构”真是可以回过头来改变一下我们现在熟悉的“虚构”模式。“虚构”对“理想化”和“阶段性”的要求，有些时候是不是让小说呈现出来的世界过于简单了？比如写某个弱者遇到极大不公，小说里可能会写他奋起反抗，这当然是“理想化”的情节，可现实呢？弱者往往只是忍着，这无尽的忍耐固然让人沮丧，可很多时候正是现实一种；再比如，有一段时间，或许是因为处于世纪之交吧，许多作家喜欢写“最后一个×××”为题的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有。在我看来，这种“决断”，很多时候是轻浮的。不像某个物种的灭绝，人世的变化，是很少这么决绝的。正如那位小区里锻炼的老大爷，不可能忽然就变个样。

这么说来，似乎“非虚构”比“虚构”更能抵达“真实”？

现在资讯发达，不用看专门的新闻网站，单从微信朋友圈，即可得到很多信息。我们所处的这片土地，各种奇闻异事层出不穷，一次又一次刷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朋友圈里很多写作的朋友，有人转发这类新闻会说“比小说还离奇”“比小说还精彩”“比小说还好看”“比小说还小说”“小说都不敢这么写”……这么说，非虚构的故事是比虚构的小说“高级”了？然而，也有小说家持不同意见。哈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记者问，“你会觉得虚构和非虚构有高下之分吗？”哈金回答得非常干脆，“那当然了……所以这其实是有高下的，小说创作就是更高级”。不过，哈金没深入解释，小说怎么就更高级了。

我想，之所以“虚构”，最开始或许是为了借“虚构”之名去书写“真实”吧。很多事情，一旦借了“真实”的名号，写出来的反倒是虚假的；反过来，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是“虚构”的，那反倒更接近真实了。所以有人说，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另外，“虚构”隐藏着我们对这世界的“态度”。为什么在小说里要让这个人活着，要让那个人死掉？即便来源于现实的这个故事里，这个人死掉了，那个人活着。生死之判，体现的正是写作者内心的态度。是态度更接近“真实”，还是“现实”更“真实”？

用文字面对现实，就好比是跳高运动员面对横杆。横杆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