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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蒙、何向阳对话,说了这些内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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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来源:文艺报 | 王 蒙 何向阳 


何向阳:王蒙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9日从央视直播中看到习近平主席为您亲自颁发国家荣誉奖章时,我想这份荣誉固然是对您个人成就的肯定表彰,同时也是对您所代表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奖掖,以及对共和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作家的激励。作为一个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命运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其间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在您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您如何看待作家、艺术家个体创作与他所处的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王 蒙:谢谢您!我们那时候习惯的说法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刚才你说到“共和国第一代作家”,这个词过去我还没听说过,对我也是一种使命和鞭策。新中国的建立跟文学界、文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49年10月1日以前,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老作家,比如鲁、郭、茅、巴、老、曹,冰心、叶圣陶、丁玲、艾青、欧阳山、草明、赵树理、康濯、马烽等等,作家的阵容特别强大,而且当时我们文化界、文学界的情况跟前苏联还不一样。在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大量作家回归内地、回到大陆来写作,关于这件事情,舒乙讲过,他说老舍就说过,1949年中国有90%的写作者都是欢欣鼓舞地进到北京,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就说我自己吧,我的青年时期,甚至是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的。我入党很早,大概14岁的时候,只是符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入团年龄。我所处的那个时期正好赶上时代的大变迁,这给予了这一代人激励、激情,也为我们提供了亲眼为历史作证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作家的幸运,也在以后变成了我们写作中共同的一个文学的主题或者说是母题。

何向阳: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单,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2019年我在中央党校第46期中青班学习,我们毕业前的一次会上还有一位老师高声朗诵这部作品中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当这首诗被朗诵出来时,我感觉身上的血都热了。对于《青春万岁》不同年代的读者的阅读记忆是不同的,2018年在青岛,在“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发布会上,我们坐在台下聆听了您和一群中小学生一起朗诵。那次倾听让我和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水。一部作品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青春万岁》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的确是一部跨越了许多岁月的不朽作品,从1957年这部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发表,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再到1983年黄蜀芹导演的同名电影,后来2005年国家话剧院一度要把它改编成话剧,再到2019年《故事里的中国》节目中,它以舞台剧的演绎形式得以呈现,可以说它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而对于您来讲,它的意义更是不同,您个人的青春年代与共和国的青春是同频共振的,而且这种“同频共振”的关系在您的创作中一直贯穿始终。

王 蒙:你刚才说的这个词——“同频共振”,我特别喜欢,也特别感动,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那些小至十三四岁、大至十八九岁的青少年,他们赶上了革命的胜利,国家命运再造的进程,这是多么难得。1947年,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当时都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然后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思想,人们唱着新的歌,用的词也都不一样了,人的作风也都不一样了。我写的书恰恰就有这样一种想法,把这些记录下来,把它们挽留住。因为人不可能天天处在这样一种激奋状态,看什么都新鲜:听一次讲话就热泪盈眶,看一个苏联电影也是热泪盈眶,你要当时不记录下来,可能以后就很难再体会那种心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后,每天都在发展,都有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北京刚一解放的时候垃圾堆特别多,当时整个东单广场全是高高的垃圾,臭得不行。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根本没人管,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连夜用两三天时间清理干净。之后一年之内就开始在交道口建电影院,在新街口建电影院,在什刹海开辟游泳场,万事万物都百废俱兴。1953年11月我开始写《青春万岁》,确实也是一种勇敢的对于这个大时代的记录和应答,我想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青春万岁》现在仍然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在重版,2020年也有新版,不止一个版本,我很受鼓舞。因为《青春万岁》是1953年开始写的,1956年我获得了半年的创作假,基本写完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序诗,就是您刚刚讲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当时我特别崇拜的诗人是邵燕祥,我就把序诗寄给邵燕祥,后来他都忘了,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我是他的一个“粉丝”,当时他给我回了封信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这话很有师长的味道。诗一上来有两句话,为了整齐他给我改了,本来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最后他改成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何向阳:在自传、自述写作中,您多次提到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对您最初写作的影响,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您在《王蒙八十自述》中写道,“1952年的深秋与初冬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您还说,“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能够以这样热情的文字写一位作家,足见《青年近卫军》对您写作初始时期的影响,少年时代对俄苏文学的阅读和接近,构成了您作品最初的理想主义底色。

一代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大的时代环境。1956年由中国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创会,汇聚了新中国的青年作家英才,听家父说你们当时住在新侨饭店,会议开得生机勃勃,周恩来总理专门到会上来看望你们,可以想见那次青创会的盛况。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写作同属一个时间段,它们之间也有主人公生活的连续性,一个即将走出校园,一个刚刚走进机关,主人公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但人们往往对林震这个“新人”的理解与郑波、杨蔷云等“新人”又有所不同。林震这个“新人”形象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小说似乎在批判向度上将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引入了深层,林震“这一个”人物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即在于他将信仰视为生命,并在工作中一以贯之,不懦弱,不妥协,他坚持坚守的东西真的是贵比千金。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对“这一个”“新人”形象的研究仍是不够的。什么是您最希望在林震这位主人公身上得到表达的?

王 蒙:法捷耶夫是一位长满了革命者的神经与浪漫的艺术细胞的作家,他的革命理想、艺术理想、文学激情融合在了一起。他写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成员,单纯而又丰富,勇敢而又坚忍,忘我而又个性化。16岁的队长奥列格,冷静周到,有着领导人的素质。净如水莲的乌丽娅,深沉矜持。而泼辣靓丽的柳巴,玩弄法西斯如入无人之境。险中取胜的丘列宁,是孤胆英雄。他们与另一种空虚的、颓废的、自私的哼哼唧唧的人生是怎样的不同啊。即使苏联最后解体了,法捷耶夫则早已自杀,他写青年英雄人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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