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访谈
用户

笛安:将当下“文学化”是一件特别吸引我的事

浏览:903次

笛安:将当下“文学化”是一件特别吸引我的事

近日,关于这部新作,笛安接受了本报专访。她表示,自己试图描画的是这个时代的年轻的个体身上的光荣和梦想,以及所有的热情也许终将消逝的幻灭感。写作的时候,“自我”渐渐变得并不那么重要,她更希望描画一个尽量复杂的“世界”,“做得还不够好,还需要一直努力下去”。

提问:书中男女主角分别叫景恒和灵境,这其实北京两条实际的街道,怎么解读?

笛安:其实这里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很早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灵境胡同这个地名,觉得“灵境”这两个字很美,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景恒街”是我最近两年发现的比较好听的地名,既然是写北京,不如就用这两条街名做男女主角的名字吧。给主角起名字这件事这两年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大的负担了。

提问:对许多从“龙城”系列走来的读者而言,《景恒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仅从虚构的龙城跨越到了实际的北京,也从迷蒙的历史中抽身,转向当下。是什么让你决定在写作中关注这个非常新的娱乐产业领域?

笛安:我并不觉得“龙城”系列是在写历史,“龙城”里面的那个大家庭可能并不是一个时效性特别强的文学形象。无论是当下的人,十年前的人,二十年前的人,也许对这个故事中的家人之间的羁绊有或多或少的共情。家庭啊血缘啊这些本来就是一个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经历的东西。这一次,《景恒街》中我没有刻意要写哪一个产业,我只是在想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属于当下的人独有的。一个当下的爱情故事,也许应该发生在某个当下才会有的场景里面。

提问:粉丝经济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之前非常罕见,作为这样一个与当下极贴合的主题,其实并不好写,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不够,因此想象和留白的意味也很难制造。写作中最难的地方在哪?

笛安:应该说,每一个部分都很困难。几乎没有哪一章是轻松愉悦地完成的。而且当下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每个读者都跟作者一样在场,每个人都能特别迅速地作出反应是否相信这个故事——可是将当下“文学化”也的确是一件特别吸引我的事情。我真正的企图心,并不是写创投,互联网,还是粉丝经济,都不是,我试图描画的是这个时代年轻的个体身上的光荣和梦想。我想表达出来那个所有的热情也许终将消逝的幻灭感,这种幻灭并不全是外部世界的原因,很有可能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在故事情节中展现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不容易。

提问:小说中,主角都是在道德层面有瑕疵的人,反而是一些着墨较少的配角身上的善和正义感被凸显。在人物塑造上,不知是否能这样理解:人人都不完美,正因为不完美和完美的交错,人生的鲜活才得以体现?

笛安:我没有刻意地在设置人物形象的时候想着哪个人物相对完美,哪个有瑕疵,我希望我的主角们身上能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真实的软弱,欲望,战斗过的痕迹,以及战斗之后依然屈从于欲望的不堪——真实的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不堪的地方的,我得写出来这个。

提问:在后记中,你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但是读完作品后,令人感慨和陷入沉思的并不是爱情,而是在爱情诞生和湮灭这个过程所留下的余烬。就好像在人人都愿意沉浸在王子和公主故事里的时候,你想要揭开的,却是“幸福生活”表象所遮盖的那些东西。对你而言,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可言说性?

笛安:谢谢,谢谢您觉得这个小说写的是爱情的发生与湮灭的过程——我个人会把这当成是一种赞美。我的理解,爱情故事本身的任务就不是描述两个人如何才能幸福,而是记录一段感情为何发生,从何时开始不受控制,其间的两个人经历过什么,最终这个感情又是如何消逝或者进步到另一个阶段。朱灵境和关景恒都经历了各自内心欲望的挣扎,但是不得不承认自身的无能为力。而且,结局时候,他们俩,应该是过着平凡的日子吧——所谓故事,不就是要讲讲眼下的平凡是用什么东西交换来的吗?

提问:关于虚构和非虚构,似乎你一贯更愿意写活一些东西,而不是选择活的东西来写,也很少看到你将一手的经验直接安置到作品中。这种与生活经验的刻意疏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困难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写作理念?

笛安:其实对我来说处理真正的一手经验更困难。我总是本能嫌弃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太无聊了,准确地说是一种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的“无趣”。所以我连散文都很少写,因为无论是忠实还是粉饰地谈论自己都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相反在虚构的框架里,我反而觉得放松,能诚恳地拿出自己内心最隐秘的东西放进假的情节里面。所以,这种与生活体验的疏离,对我来说其实特别舒服,不那么难做到。

提问:在一篇文章中,你曾提到自己渐渐有了在作品中比“表达”更为重要的东西。在我的阅读感受中,从之前“龙城”系列走向近年来的新作,曾经在你的书写中拥有很清晰的想要表达的那些理念比如女性的成长、精神困境等,现在却不是那么明确了,对你而言,这是否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宽容和成长?

笛安:我的记忆中,并没有深刻的印象,哪部小说里清晰地想要表达某个理念,至于精神困境——每个阶段都会有吧。其实《景恒街》里也有精神困境啊,只不过,不一定是我自己的困境,而是一种我知道世界上的确存在的苦痛。我之所以觉得作者的自我表达对于小说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渐渐发现我的“自我”并没有那么多可表达的特别之处。所以,写作时候的兴趣就转移到了描画一个尽量复杂的“世界”上面来,做得还不够好,还需要一直努力下去。

来自文学报 本报记者 张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