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作家面对“非虚构”写作的焦虑(一)
作家面对“非虚构”写作的焦虑
来源：澎湃新闻 | 罗昕
从各大非虚构写作平台到抖音快手的视频直播，“非虚构”已然成为了一种写作“热”。但亦有声音说，如果什么都可以被叫作“非虚构”，“非虚构”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
今年，作家王安忆为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非虚构课程，但她推荐书单上的绝大多数为西方人作品。10月17日，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恰是“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
10月17日，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恰是“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
这是一场由文学圈发起的非虚构讨论，参加者的学科或从业背景遍布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影像艺术等。在工作坊常见的批评家、作家和学者之外，还有媒体人、民间视频博主、非虚构写作平台主理人、非虚构项目特约编辑等新面孔。
工作坊发起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说：“大家看到，我们这次题目里的‘非虚构’是加了引号的。所谓中国‘非虚构’既指当下中国现场，也是指一种进入中国现场的实践性文体；而‘非虚构’中国强调的是立场和路径，就是以‘非虚构’这种直面现实方式来把握、理解当代中国。”从2017年开始，何平与另一位发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决定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轮流举办一年一度的双城文学工作坊，邀请海内外各界人士和上海、南京的青年批评家就当下写作生态展开对话。
耐人寻味的是，一天的活动下来，大家在“非虚构”“真实”等概念中打转，对于中国“非虚构”的定义、范围、意义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可以想见，若要每人都开出一份心中的非虚构书单，也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
非虚构的真实是什么？
在发言中，“真实”一词几乎能被所有人提到。从“非虚构”三个字联想到“真实”，似乎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但具体到写作中，经过选择而呈现的真实、仅以个案存在的真实、容纳情感的真实……诸如此类的真实还算不算真实？不同学科领域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深究争论的实质，还是在于文学性与真实性的边界不清晰。”何伟非虚构系列作品中文译者李雪顺说，美国非虚构作家、普利策奖得主、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写过一本《写作这门手艺》，其中提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曼·麦克林恩于七十多岁时写就的自传性小说《大河恋》。这部作品只有“弟弟被杀”那里没有完全实打实去写——杀害过程真实，唯有地点做了转移，约翰·麦克菲因此认定《大河恋》还是一部虚构作品，“实际上，诺曼·麦克林恩本人对《大河恋》也是这样归类的。换言之，在美国创作界，假如99.99%的写作都是真实的，只有0.01%做了改变，它就不能被叫做非虚构。”
“我想在非虚构文学里，真实不应仅仅是目光所及的存在，对表象内部纹理的发掘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作家梁鸿说。
如今《中国在梁庄》已出版十年，她正在写“梁庄十年”。年初回到梁庄，她看到村庄的西头盖起了一栋四层洋房，这房子特别时髦，放在欧洲都不会落伍。走进客厅，只见墙上挂了三张大照片，有主人曾奶奶的，还有主人爷爷奶奶的，都穿着上个世纪农村的衣服。照片下面则是墨绿色的沙发和北欧式桌椅。
那一刻，梁鸿对这样的反差感到特别震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局部的表面的具象的存在，但那其实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这部分怎么镶嵌到村民的精神状态中，怎么镶嵌到村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恰恰更需要文学来进行呈现。”
对于非虚构，作家袁凌认同起码有一个标准——不能编造事实，不能杜撰对话，但光有必要条件是不够的。换言之，在真实的基础上，什么样的文本可以被称为非虚构文本，甚至是非虚构文学？
他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为例，直言自己更喜欢《中国在梁庄》，“我觉得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有意识规制了情感表达，但情感的自在表达也是很珍贵的。我认为非虚构文学中完全可以有情感，甚至可以有想象，只是你要说明哪部分是想象。”
当社会学调查PK文学创作
2018年，日本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让深圳的“三和青年”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但其实在这部纪录片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田丰与学生林凯玄已“潜伏”三和，历时半年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试图展现“90后”“00后”农民工在三和的生存境遇。在今年八月，这份非虚构文本得以出版，也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关注。
田丰本人是做定量研究出身，他称这次书写打开了自己以往的社会学研究思路，尽管他因此在社会学领域受到质疑。而在社会学领域之外，他最常被人问到的就是“三和大神”——他们吃着五六块的清汤面、喝着2块钱2升的清蓝大水、抽着5毛钱一根的散烟，今日有钱今日花，“打一天工，玩三天”。
“在调查中，我们当然遇到过‘三和大神’，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和大神’不足以代表 ‘三和青年’这一整个群体。”田丰说，社会学和文学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文学可以聚焦个体人物的故事，但社会学必须关注群体的平均或整体状况，必须用足够多的样本进行论证。
在来这次工作坊之前，他特意读了文珍的《寄居蟹》，也是一个讲述“三和大神”的故事。他玩笑说自己的第一个读后感是“文学创作比社会学调查容易好多”，“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调查里出现了，但按照社会学的学术规范，它没能出现在最后的书写中，因为找不到足量的相同案例。一般一次社会学调查下来，最后能在论述中使用的资料往往不超过总量的30%。”
但他也发现，和文学相比，社学会缺少了写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关注，太强调“情感中立”。“如果让我重写这本书，我或许会融入更多的情感。”田丰说，“我现在也会想，如果社会学适当地加入情感，我们的研究成果或许能更好体现人物的境地与社会的变化。”
“非虚构文学是应该学习社会学这种理性的思维，但如果非要像社会学那样归纳总结些什么，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梁鸿说，因为文学最终的任务不是归纳和总结，而是深入和发散，最终不是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告诉大家还有很多可能的方向，复杂的矛盾。
袁凌也提到，《寂静的孩子》获奖后曾有媒体采访他，提纲上十有八九是社会学问题，他因此拒绝了采访。“如果仅仅从社会学的意义肯定这本书，我觉得没啥意思。”
文学向非虚构敞开，是因为虚构出问题了？
十年前，《人民文学》杂志开辟了名为“非虚构”的新栏目，并启动“行动者计划”，吁请海内外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
到今天，金理发现各大主流文学刊物的大类除了小说、诗歌，通常就是非虚构了。非虚构文学也向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不断开放，比如在多次文学评奖中，非虚构获奖名目最后都给了历史学者。这好像代表了文学界一种柔软的身段——愿意把视野打开。
“但问题是，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文学模糊，丢失了某种特征，这种特征本应是非虚构文学和其他类型非虚构写作的差异所在，也应该体现着文学的机能和活力。同时，非虚构在吞噬其他文类如报告文学、散文、社会学调查，历史普及读物等的过程中，是否也显示出了局限。”
在他看来，中国近年的非虚构热或许源于一种文学焦虑——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已经无法回应今天的时代，无法和当下建立真实的有效的关联，因而转向非虚构寻求一种帮助。
他还想起路内小说《雾行者》里那个叫辛未来的女性角色，一出场是个诗人，文艺女青年，中间消失了一段时间，等到再出现时变成了在食品工厂做卧底的调查记者，“即便在虚构里，非虚构似乎也成为了对文学、文学气质的一种克服。我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