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思想述评

《李卓吾思想述评》

文/刘福田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李卓吾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褒之者誉之“圣人”，贬之者谤之“异端邪说”，这在李卓吾在世时就已针锋相对。当时思想界对李卓吾的评判，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追随者对他高山仰止，敬之若神；反对者对他极尽诋毁，蔑如犬彘，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一种思想竟然招致如此激烈的争议，实属空前绝后，仅此一点李卓吾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无视的人物，无论褒扬还是贬抑。

清代学术大家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时大骂：“贽（李卓吾）书皆狂悖乖戾，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却又不得不担忧：“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结果是“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不管怎样都得给李卓吾一席之地。

李卓吾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让人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却就是不能置之不理？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思想的源头谈起。

1、李卓吾思想历史溯源

李卓吾身后被支持者奉为“一代宗师”，其所宗即“陆王心学”泰州学派，所谓陆王心学，指代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开创和完善的一个儒家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心”，也就是一切惟心，以“心”为其哲学本体，主张“格心致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王阳明将其发展和完善成一个缜密的思想体系之后。明代晚期，“心学”一度有取代程朱理学（北宋“二程”主要是程颐和南宋朱熹创立）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之势。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儒家思想，尽管有明一代官方确认的正统思想为程朱理学，但在王阳明之后，心学迅猛发展，事实上已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其时官学讲“程朱理学”，民间书院讲“陆王心学”，后者社会影响更大。这一时期无论思想界、政治界还是世俗，有头有脸的人或为心学信徒，或受其影响，几乎没有谁不知道陆王心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当时社会矛盾激烈、政治斗争残酷，对立双方却往往都是“心学”信徒，说成“心学”内斗也未尝不可。

李卓吾恰好生活在这个时代。使之藉以成名的“耿李论战”，对手耿定向也与之同属心学泰州学派。

“心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能让一个时代的人如此推崇？这就要从这一学说的源头说起：“心学”作为一个明确思想体系，始于陆九渊成于王阳明（王时始称“心学”），但其思想萌芽早在春秋时就已肇源，其奠基人最早可上溯春秋战国时的老子、杨朱、孟子和北宋时的张载、周敦颐及“二程”之一的程颢等，其中以孟子建树最多。

中国文明史号称“上下五千年”，但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殷商（最新考古认为可能夏朝时已出现，尚未定论）。笔者认同这样一种推论：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本书是《周易》，《周易》著作于商末周初，却是中国远古文明智慧的结晶，只是它以卜筮形式出现，文字佶屈难以被后人读懂和公认，是以很难直接作为思想史引用。但春秋时老子以周王廷守藏吏之便，得以解读和继承《周易》中主要思想（可能同时见到过远古传说中的《河图》《洛书》），终于著成《老子》，《老子》因此成为中国远古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活水源头。《老子》之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皆取其一端发展，并不断分枝散叶，这才成就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的繁荣与辉煌。

史学界也有《老子》成于战国中后期甚至更晚之说，论据是《老子》思想内含了春秋百家诸多观念的影子，故可能是后人假托，亦可能是多人所作……其实这种状况也可以反过来思考。笔者得出这一推论，有鉴于“孔子问道老子”一说，更基于自身对《老子》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参详，一同于笔者通过对《周易》与《老子》的比较研究，推论出二者内在的传承关系一样（参见拙作《<周易>原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汉武帝后中国思想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凡可能，诸如孔子问道老子类说法都可能被禁止或否定，毕竟当时历史还不遥远。孔子问道老子得其仁（善）有其儒，庄子发扬老子之“玄”得其道，《史记》中司马迁还著有《老子韩非列传》……

中国春秋时代，周朝王权统治衰落，诸侯兴起列强称霸，周天子被架空，原本就属于联盟性质的统一政治格局分崩离析……至战国时，中国更完全分裂成多个独立国家，这种状况在当时客观地有利于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界特别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思想，大多奠基或萌芽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思想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甚至比其后两千多年大一统专制时代所取得的总和还要多！这一时代中国思想学术水平也领先于当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