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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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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思想述评》

 

文/刘福田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李卓吾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褒之者誉之“圣人”,贬之者谤之“异端邪说”,这在李卓吾在世时就已针锋相对。当时思想界对李卓吾的评判,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追随者对他高山仰止,敬之若神;反对者对他极尽诋毁,蔑如犬彘,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一种思想竟然招致如此激烈的争议,实属空前绝后,仅此一点李卓吾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无视的人物,无论褒扬还是贬抑。

清代学术大家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时大骂:“贽(李卓吾)书皆狂悖乖戾,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却又不得不担忧:“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结果是“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不管怎样都得给李卓吾一席之地。

李卓吾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让人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却就是不能置之不理?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思想的源头谈起。

1、李卓吾思想历史溯源

李卓吾身后被支持者奉为“一代宗师”,其所宗即“陆王心学”泰州学派,所谓陆王心学,指代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开创和完善的一个儒家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心”,也就是一切惟心,以“心”为其哲学本体,主张“格心致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王阳明将其发展和完善成一个缜密的思想体系之后。明代晚期,“心学”一度有取代程朱理学(北宋“二程”主要是程颐和南宋朱熹创立)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之势。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儒家思想,尽管有明一代官方确认的正统思想为程朱理学,但在王阳明之后,心学迅猛发展,事实上已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其时官学讲“程朱理学”,民间书院讲“陆王心学”,后者社会影响更大。这一时期无论思想界、政治界还是世俗,有头有脸的人或为心学信徒,或受其影响,几乎没有谁不知道陆王心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当时社会矛盾激烈、政治斗争残酷,对立双方却往往都是“心学”信徒,说成“心学”内斗也未尝不可。

李卓吾恰好生活在这个时代。使之藉以成名的“耿李论战”,对手耿定向也与之同属心学泰州学派。

“心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能让一个时代的人如此推崇?这就要从这一学说的源头说起:“心学”作为一个明确思想体系,始于陆九渊成于王阳明(王时始称“心学”),但其思想萌芽早在春秋时就已肇源,其奠基人最早可上溯春秋战国时的老子、杨朱、孟子和北宋时的张载、周敦颐及“二程”之一的程颢等,其中以孟子建树最多。

中国文明史号称“上下五千年”,但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殷商(最新考古认为可能夏朝时已出现,尚未定论)。笔者认同这样一种推论: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本书是《周易》,《周易》著作于商末周初,却是中国远古文明智慧的结晶,只是它以卜筮形式出现,文字佶屈难以被后人读懂和公认,是以很难直接作为思想史引用。但春秋时老子以周王廷守藏吏之便,得以解读和继承《周易》中主要思想(可能同时见到过远古传说中的《河图》《洛书》),终于著成《老子》,《老子》因此成为中国远古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活水源头。《老子》之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皆取其一端发展,并不断分枝散叶,这才成就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的繁荣与辉煌。

史学界也有《老子》成于战国中后期甚至更晚之说,论据是《老子》思想内含了春秋百家诸多观念的影子,故可能是后人假托,亦可能是多人所作……其实这种状况也可以反过来思考。笔者得出这一推论,有鉴于“孔子问道老子”一说,更基于自身对《老子》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参详,一同于笔者通过对《周易》与《老子》的比较研究,推论出二者内在的传承关系一样(参见拙作《<周易>原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汉武帝后中国思想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凡可能,诸如孔子问道老子类说法都可能被禁止或否定,毕竟当时历史还不遥远。孔子问道老子得其仁(善)有其儒,庄子发扬老子之“玄”得其道,《史记》中司马迁还著有《老子韩非列传》……

中国春秋时代,周朝王权统治衰落,诸侯兴起列强称霸,周天子被架空,原本就属于联盟性质的统一政治格局分崩离析……至战国时,中国更完全分裂成多个独立国家,这种状况在当时客观地有利于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界特别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思想,大多奠基或萌芽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思想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甚至比其后两千多年大一统专制时代所取得的总和还要多!这一时代中国思想学术水平也领先于当时世界。